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限制自由的规制问题.pdf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限制自由的规制问题 强调我国制度的特殊性甚至过分自圆其说地强调我国制度的优越性、排斥在司法独立这 个问题上吸收国际经验的观点。从我国这些年的司法实践的角度看，那些刻意把我国从 世界正常国家中别除出来的理论，尤其是来自于前苏联法学和民粹主义的观点，必须认真 地予以清理。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限制自由的规制问题 张绍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 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 度”。这对重新思考和界定法治中国建设时代背景下限制自由的边界和规则，并作出相 应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安排，有重大意义。但我们不应该把《决定》废止劳动教养的战略 部署理解为仅仅是针对传统劳教，即按照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 公安部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确定的收容对象。这部分传统劳教收容的对象随 着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关于废止劳动教养有关法律 规定的决定》的公布施行业已全部解除收容。但《决定》之所以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不是 因为它的适用缺乏恰当、充分的法律依据，而是因为其实质是没有依据宪法和国家基本法 律，未经司法机关依司法程序进行审判而较长时间地限制和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这与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法治中国建设、人权司法保障的战略目标相悖离，不合于国家治理 和社会管理法治化、司法化的基本原则。因此，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之后，那些和劳动教养 制度性质相同的制度和措施的改革和衔接，是贯彻落实《决定》战略部署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来看，只有根据宪法，依据全国人大有权制定的法律才能剥夺 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这些法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从法治结构上讲，通过 上述立法使公民权利进人法治化保障体系或系统后，权利保障的法治化还需要通过相应 的司法制度和机制，即通过司法化和人权司法保障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废止劳动教养制 度之后，其他性质相同的，没有依据国家基本法律，未经司法机关依司法程序决定而较长 时间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应当成为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改革和关注 的重点。这些制度和措施包括：对卖淫嫖娼者的收容教育、对初次吸毒隔离戒毒和复吸者 的强制戒毒、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收容教养和强制医疗等。 有观点认为，劳教制度废止后，对传统劳教处理的严重违法行为可归于治安管理处 罚，对其中的轻微犯罪行为则可以通过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等降低入罪门槛，归由刑罚 处罚。尽管这看起来简单而便捷，但其结果却是解决了一个眼下的技术性小问题，而产生 或带来了两个中长期和根本性的大问题。一是如果传统劳教中的严重违法行为归治安管 理处罚，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但治安管理处罚的决定是 由行政机关作出，也未经司法机关审判，因而并未解决劳教之所以被废止的随意性或任意 ·67· 万方数据 《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性问题。二是如果将传统劳教中的轻微犯罪行为，通过降低入罪门槛归于刑法处罚，则会 导致犯罪圈的扩大，增加社会治理和治安管理的成本。并且从理论上讲，在我国的刑法和 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也并没有做到“无缝对接”。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但书 部分的规定，依据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认为是 犯罪。而所谓“不认为是犯罪”就是不作为犯罪对待、追究和处罚。但这部分行为实质上 是构成轻微犯罪的，仅仅是因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不作为犯罪处理。所以，这部 分行为不应由处罚违法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的治安管理法处罚。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