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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改革刍议 一般说来，改革是要调整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因此，社会要前进，就必须适时改革，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国家，历史上有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敢于革故鼎新，为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部中国文明史实际上伴随着一部改革史。它向我们证明了改革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道理，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 变革时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在同奴隶主阶级反复较量后掌握了政权，封建制度初步确立。但是，奴隶制的残余依然存在并束缚着封建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夺取霸权，各国纷争不已。新兴地主阶级在“变则存，不变则亡”的严峻形势下，纷纷变法图强，改革内政，形成了一场封建化的大革命。这对巩固当时新建的封建制度和发展封建经济都起了促进作用。 这场大变革持续了一百多年。最早进行改革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任齐国丞相后，以富民、富国、强兵为指导思想，协助齐桓公对齐国经济、政治、军事进行全面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生产、鼓励经商以繁荣经济。经过改革后，齐国很快由一个弱小的诸侯国变成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①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②的霸主地位，管仲也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卓有功绩的改革家。随之，战国初期的李悝在魏国实行了变法，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政权日渐巩固。魏国终于成为战国初期最早强盛起来的诸侯国。在这之后，吴起又在楚国变法，使楚国迅速强大，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是吴起却被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用乱箭射死。 战国时期最重要、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改革，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个诸侯国。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极不平衡，有快也有慢，国力有强也有弱。当时地处西方的秦国，虽然也建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但和东方六国相比，奴隶制残余严重存在，旧贵族势力相当强大，封建经济发展缓慢，加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致使秦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军事上被动挨打。各强大的诸侯国，视秦为“夷狄之邦”，不让他参与诸侯国的盟会。在争霸激烈的时代，秦国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时时都有被吞并的可能。 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奋发图强，彻底改革内政，于是他下令求贤。商鞅应聘来到秦国，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商鞅和旧势力的代表甘龙、杜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③的道理，打倒了守旧势力，用“徙木赏金”来取信于民，表示变法的决心。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两次下达变法令。主要内容有：（1）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展农业生产；（2）废除世卿世禄制，有功重赏，有罪重罚，奖励军工以增强军事实力；（3）改革户籍管理，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4）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5）推行县制，加强封建中央的集权统治。新法推行之后，秦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秦国由一个贫穷落后、处处被动挨打的“夷狄之邦”一跃而为六国之首，迅速完成了封建化过程。秦国变法的成功为后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秦孝公一死，旧贵族便乘机反扑，对商鞅施以车裂的酷刑，株连全家。由于商鞅变法得民心和民意，因此，商鞅死后，新法仍在秦国迅速推行，商鞅为变法付出了血的代价，但他的名字却永载史册，成为后代改革家效法的榜样。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魏是鲜卑族拓拔部建立的政权。鲜卑族 原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低。入主中原后，面对的是中原汉族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文化。为了巩固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就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被统治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后的这类改革除北魏孝文帝外，历史上还有辽太祖、太宗，元朝耶律楚材、忽必烈，以及后金奴尔哈赤的改革等等。这类改革的结果，不仅能使本民族从较落后的状态在很短的时间内赶上先进的地区，迅速完成封建化，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为了缓和少数民族统治大多数汉族人民而引起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北魏孝文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决心改革本民族旧的制度和习俗，加快吸收中原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习俗，从而推进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北魏孝文帝冲破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严重的阻力，从民族大局出发，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有：（1）推进封建的均田制和租调制，使鲜卑族由游牧转向定居的农业生产，促进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2）按中原封建的职官机构来改革官制，实行“班禄”制，同时严惩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