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问题.docVIP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问题”——以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为例 葛忠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本文所说的“文化问题”，是指在实现认识、理解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因素的介入而产生的问题，即误解等认识偏差；文化因素是指超越了语言本身的层面而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形成的内在和外现行动的取向、特质。本文认为，在精神健康服务及社会工作的其他服务领域内，取得认识和理解是提供服务的前提条件，但由于文化因素的作用，实现“真理”认识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工作人员是否能够提供真正的服务，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认识到文化因素的存在，是否能够排除文化因素的干扰，真正实现互为主体基础之上的理解。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范式不预设文化问题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服务，并不能真正帮助服务对象。或者说，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服务，制造、产生的问题或许多于问题的解决。批判理论和社会建构论范式由于强调了主体性，强调了对意义的理解，尤其强调意义的双向理解，这为形成真正的服务打下了认识论基础，但依然没有可能回避文化问题。除了文化问题之外，权力和性别问题同样会影响我们对服务对象的理解，但那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话题。 关键词：文化休克 文化殖民 文化识盲 社会工作服务 大多数的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可以说，在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包括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领域，“文化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与社会工作的其他实务领域一样，在精神健康服务领域内试图提供真正的服务，工作人员必须首先警觉文化问题的存在，并努力进入到所要了解的对象的主体世界中去，消除文化上的种族主义或文化识盲的现象，才有可能通过服务，提供真正的帮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意社会科学中文化问题的存在的。坚持实证主义范式的人，更不可能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 社会/人文科学的使命，无疑是要获得对社会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虽然社会工作是实践取向的，“理解”好像没有与其他社会科学那样作为首要的任务，或是被放在了介入、实践之后；但是没有人会反对，真正的服务是以理解为前提的。这样说来，认识或理解，就是任何社会/人文科学都要落实的事项了。但是，落实理解的途径，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却是不同的。 谷伯和林肯（Guba and Lincoln 1994）[2]整理了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四个研究范式，即实证主义范式，后实证主义范式，批评理论范式和社会建构论范式。简单地说，实证主义范式和后实证主义范式是自然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应用，无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上，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都在模仿自然科学。所不同的是，后实证主义不像实证主义那么自信，后者认为通过归纳验证（verification）可以发现普适的铁律（iron law）；在后实证主义看来，真理只能通过“证伪”（falsification）而被逐步发现。在这两个范式中，社会世界是与自然界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世界；研究人员与这个世界是二元分离的；科学的方法，即便是应用于人的主体世界的方法，也是与自然科学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类似的方法。具体地，在社会工作领域内，服务对象（如精神病人）被看作是没有意义和情感的客观的实体，因为所要理解的领域即便涉及到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到人的主体世界，这个精神的主体世界也会被当作可以客观化、对象化的领域；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二元分离的，社会工作者外在于服务对象的主体世界；获得理解服务对象的方法，也是模仿了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客观的量表，如DSM IV（美国精神健康学会诊断与统计手册，现已发展到第四版），用以获得对服务对象的理解。因为相信应用这种方法能够发现普适（universal）的规律，文化的议题便不会被认为是一个会困扰获得“认识”和“理解”的问题。在实证主义范式内，什么都是标准的、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客观”的主体世界、标准统一的科学语言和科学手段；结果，如果发现不同的服务对象呈现出相同或类似的病症，如出现幻听幻视等幻觉，言语缺乏逻辑而显得混乱等等，社会工作者就能非常肯定地将这些症状归结为“逼迫型精神分裂”；如果出现的症状呈现出行为和语言上的混乱，则很容易得出“缺乏组织型精神分裂”；而如果案主有四肢行动迟钝、停滞，对外界刺激缺乏反应或完全漠视，并以某一姿态停止不动，那么结论就很有可能是该服务对象被定义为“僵直型精神分裂”。如果接受这样的研究/工作范式，社会工作者完全不用怀疑所用客观工具背后的文化意涵，也不用考虑服务对象的言辞和行为背后所隐含的特殊意义，更不用考察和分析服务对象所处的情境脉络对他/她的影响。例如，在众多解释精神病的理论中，有一种生物化学的理论（biochemical perspectives or neuro cognitive perspectives）完全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