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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对义和团态度浅析 姓名：张振飞 学号：200840410257 指导老师：吴修申 摘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荣禄被授内大臣，同时节制北洋五军。 1900年正当荣禄处于权力巅峰之时，发轫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到中国北方地区。围绕着对义和团的政策，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展开过尖锐复杂的冲突和斗争。然而，作为“入枢密，又将大兵”的荣禄在大部分时间保持了沉默。显然，暂时的沉默并不代表荣禄对义和团运动漠然视之，在私下里荣禄一直坚持他的“剿团”主张。 关键词：荣禄 义和团 剿抚 围攻 Remarks on Rong lu’s attitude towards the Boxer Abstract: In kuang-hsu twenty-six years(1900),Rong lu was appointed as the internal minister and meanwhile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five Bei yang armies. In 1900,when Rong lu was on the peak of his power,the Boxer campaign was rapidly expanding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There were actue and complex conflicts and debates on policies aginst the Boxer. However ,as a regular member of privy Council and a leader of forces, Rong lu remianded silent in most of the time. Obviously, his temporary silence was not a sign of ignorance towards the Boxer. Rong lu persisted in his suppression of the Boxer policy firmly in private. Keywords: Rong lu the Boxer suppression and appeasement encirclement 荣禄作为清政府中掌握兵权的实权人物，但是不论同外国侵略者还是同义和团的多次军事交锋中，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荣禄差不多是置身事外的。这种状况的出现，同荣禄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甚至可以说是出乎常规的，作为主持日常政务的中枢重臣荣禄，绝不可能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置身于斗争漩涡之外，更不可能对这场斗争漠然视之。目前学界对于荣禄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主要有三种观点，在1957年中国史学会编写的《义和团》一书中，提到 “庚子义和团事起，载漪等人称其术，欲倚以排外，荣禄和之”，即荣禄是主抚、主战派；李德征、丁风麟在《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一文中，提到“以荣禄、袁昶、许景澄为代表的主和派”，显然是把荣禄看成主剿、主和派；1964年版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在书中的按语中指出：“关于荣禄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亦有反复”。侯斌于1983年发表的《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一文认为荣禄对义和团的态度是随慈禧的态度的变化而变化。既然，学界在关于荣禄对义和团态度上莫衷一是，我尽自己力所能及之处着力探寻荣禄当时的实际活动，以检验和判断所有这些说法的是非真伪。 一 从1900年4月初开始，正当义和团运动在各地迅猛发展，并开始大规模向封建统治的中心京津地区渗透以及清政府内部的主剿派和主和派在对义和团态度上激烈冲突的时候。荣禄突然“病手足”，“不能动转”，请假养病。据《京报》载：廿六年二月卅日“请假五日”，三月初五、初十、十五各“续假五日”，四月初一“请假十日”，十一日、廿一日与五月初二各“续假十日”，五月初十“假满请安”。然而，在养病期间荣禄并没有远离政治。在养病期间，在他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八督府的电报以及写给袁世凯的信件当中，曾反复提到过自己虽然“请假六十余日”，但是“身在斗室而心在直庐”，曾于“病中数上封事”和“假内仍上奏片七次”的事。在这些奏折中荣禄曾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严办”，“立置重典，绝不宽贷”，“切实剿办”，“就地正法，一昭炯戒”，“相机进剿。”在病假期间，荣禄给直隶总督裕禄以及其下属发了四份电报，都是来布置和商议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在4月6日，他给裕禄致电，要求裕禄“迅速饬查”定兴白河沟等处的义和团运动，“以息乱萌”。在5月29日、5月31日、6月6日，他还接二连三的致电裕禄和聂士成，命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