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升《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pdf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杨联陞[①]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神话与事实 中国的世界秩序常被描述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从理论上说，这个体 系至少有三方面的层级：中国是内部的、宏大的、高高在上的，而蛮夷是外部的、渺 小的和低下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相的以中国为中 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 构建的一个神话。 中国在东亚确实作为一支军民合一的力量扮演着领导角色，但是不能就此认为， 中国概不承认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民族。汉朝史籍对文明的西方民族——大秦（字面上 的意思是伟大的中国）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中世纪，许多中国人非常尊重印度，因 为那是佛教的发源地。在一些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把邻近的民族当作平等的 “敌国”，譬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以及后来的吐蕃，宋与辽、金、元之间的关系都 是如此。在这些关系中，亲属的称谓经常被使用，如宋帝与辽帝即以兄弟相称。不过， 1138 年，南宋的创始人为了与金人媾和，即被迫接受“臣”的地位。后来他的继承人 把地位改善为“侄”，称金帝为叔，叔即父亲之弟。汉朝和唐朝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 常把公主或皇族的女子嫁给蛮族的首领，每年还要送大量值钱的礼物给北方的邻族， 名义上是经济援助，事实上就是朝贡。“外国”一词，并不始于19 世纪，而可以追溯 到汉代。在宋朝，“外国（列）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因此，那种认为中国在 1800 年以前没有国际交往经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无疑，中国到周朝后期至少有了一些模糊的“国”的观念。近代的一些学者曾将 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 年）的列国体系与近代的国际关系相比拟。战国后期 （公元前403—前221 年），强国纷纷独立，不再尊崇周王。当孟子说国君有三宝 （土地、人民、政事）时，他实际上是在为“国”下定义。周代末期（公元前221 年 为止）“天下”和“中国”之间有了区别，后者把边远的诸侯国如秦、楚、吴、越排 除在外。 中国人关于内服和外服的观念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这种观念自古就有。 据说夏朝和商朝有五服之分，而周有九服。九服或九极之最外者叫蕃服或蕃极。蕃字 是草字头，蕃字另一个写法是草头水旁的“藩”字，意思是“屏藩、藩臣”。后来， 草字头的蕃，也用作藩字的意思，指“外国的、蛮夷的”。[②] 虽然这些周密的区分大部分是凭空虚构的，但是似乎也反映了商、周时一个较符 合实际的内服（王畿）与外服（诸藩）的区分。[③]当然，“内”、“外”只是比较 而言，因此我们可以说内还可以有内，外还可以有外，一直分下去。由于军事、文化 扩张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诸藩”都有变成“外藩”的可能，或者更 通俗地说，所有“生蕃”都有可能变成“熟蕃”。 然而，内、外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中国和邻邦或藩属之间没有疆界。史书中记载 着许多争议和解决疆界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汉朝皇帝曾提醒匈奴单于，边塞不仅是为 防外患，也是为防止中国罪犯逃逾边界。当然，边界不一定常常是一条界线，它可以 是一块双方都不准占领和垦殖的地带，也可以是一块其居民同属两国的地带，即一个 缓冲区。中国皇帝也可能单方面宣布封疆划界，例如，据说宋太祖曾以玉斧在地图上 沿云南大渡河划一条线，宣称：“自此以外，朕不取。”正如王赓武教授在本书另外 一处指出的，明太祖曾将15 个或更多的国家，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和爪哇等列为 “不征之国”，中国对它们将不加征讨。[④]此外，还有一点必须记住，文化疆界和 政治疆界无须一致。 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分清神话与事实是很重要的，两者都可彼此影响。 有人也许更愿意把神话视为一个文化或心理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要与政治问题区分开 来。 郭嵩焘：《绥边征实》 理雅各（James Legge）在1872 年出版的《春秋左传》英译本序言中，曾严厉批 评中国的官员和民众没有“认识到中国仅是世界许多独立邦国之一”（第52 页）。所 幸也有少数例外，郭嵩焘（1818—1891 年）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大约在19 世纪 中叶，郭嵩焘已经认识到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局势中。在儒家传统中成长的 他，很快就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经验和教训。他将秦、汉以至明代的对外事务作了历 史考察，著成《绥边征实》。他的目的是要纠正南宋以来学者虚文无实之弊。下面的 引文摘自该书仅存的序文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