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族形式建筑之历史考察.docVIP

20世纪20、30年代北京民族风格近代建筑思想的历史考察 宋卫忠 当前，北京市正致力于建设世界城市。作为世界城市，不仅要对全球的政治、经济要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必须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及文化遗产高素质的文化设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一如梁思成如所评价得那样，“‘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 。民国时期，北京城内各式各样的新式—洋式建筑更不断增加。西洋建筑形式与北京的整体建筑环境并不相协调，使城市风貌出现了中西杂陈的混乱状况。即使是西方学者也对这种混乱提出了强烈批评。瑞典学者喜仁龙把他在北京所看到的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建筑称之为“倨傲的新客”，而且评论说:“唯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筑……像一个个傲慢的不速之客，破坏了整幅图面的和谐，蔑视着城墙的庇护……而且这些建筑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着。” 然而，正是在这洋风劲吹的当口，一种试图将西方近代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尝试，也悄然进行，并在20世纪20、30年代发展成为“古典复兴式”而流行一时。在北京早期建筑中，一些中国自主的建筑如西直门外的“农事试验场”大门和清陆军部南楼，在一定程度也体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陆军部南楼是中国技师沈琪设计，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正中凸起一城堡形钟楼，周围外廓，入口处铁罩棚。整体风格受英国折衷主义影响，清水灰砖墙面，券柱上布满砖雕，又多是中国传统的花纹。但这并不是一种自觉的设计，而是中国工匠习惯传统工艺，对西洋的装饰图案比较陌生而导致的结果。 真正有意识的尝试，则是从外国教会的教堂、学校和医院等建筑开始的。1907年在佟麟阁路的中华圣公会救主堂。这所教堂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建立的，其建筑风格特异，教堂的建筑平面是常见的双十字形，屋顶为中国传统的硬山顶，教堂大门开设在南侧山墙上，双十字平面的两个交叉处各自建有一个八角形的亭子作为教堂的钟楼，门前竖有石碑。此后，一些教学医院和学校也采用了这种设计方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协和医学堂的教学楼和医院，辅仁大学新楼等。其中，耗费巨资的协和医学堂的建设方指出，“新校和医院的建筑质量要求达到最高标准，例如砖、琉璃瓦、木料都是特制和高标准的；结构是独特的，外表采取中式，以与故宫媲美，内部则采取西式，使工作方便。”但其建筑总的看来中国古式宫殿特征相当显著。但总体布局过于局促，庭院狭小，比例失当；单体建筑中现代与古代手法结合得也颇生硬，古式做法权衡错误之处很多，设计水平还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此后，西方建筑设计师还设计了燕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等建筑，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外形出现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但在设计水平和平面布局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燕京大学校园，1920年由美国建筑师墨菲作规划及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师吕彦直1921年后参加过设计工作。主要建筑有校门，办公楼，图书馆，科学实验楼，体育馆，南、北阁，水塔和男、女生宿舍等，全部为清官式建筑风格。建筑物大分散、小集中，各组群布置在旧日园林水面（未名湖）山丘周围。主轴线为东西向，前（西）面是校门及教学办公区，后部是体育场馆，东、西为学生宿舍，临湖为校长住所。各组群大都为三合院式，总体疏朗，局部尺度适宜，与自然地形地貌结合紧凑。建筑物多为二、三层，尺度选择得当，造型庄重又不失亲切感。主要建筑物用灰瓦红柱，石造台基，浅黄墙面，檐下有斗栱梁枋，施以彩画；次要建筑则取民居园林形式，一座高耸的水塔处理为八角密檐式塔。总的看来，中国古典型制掌握得比较熟练，权衡基本正确，细部符合规矩，是这一时期中国古典风格运用得最好的作品之一。 在外国建筑师不断尝试的同时，中国建筑师也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对民族风格的新式建筑展开了探索，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们对西方建筑师简单模拟中国宫殿式风格进行了超越，创造出另外类型与风格的中国传统特色浓郁的新式建筑。其中尤以杨廷宝设计的交通银行和梁思成设计的仁立地毯公司为代表。交通银行是1930年杨廷宝设计的，1931年建成。临街（西河沿）立面四层，其余三层。砖混结构，水刷石饰面，花岗石贴面基座。正立面构图隐含传统石牌坊形式，顶部施斗栱琉璃檐及灰塑大片云团。门窗上加琉璃门罩、雀替。营业大厅作天花藻井、隔扇栏杆，绘有彩画。正面以外为红砖墙面，女儿墙水刷石装饰，点缀中国式花纹。仁立地毯公司王府井铺面是1931年梁思成设计，工程由技师关颂坚主持的。它是在一个不足20m的临街面上改建造三层楼的店面。开间划分为五间三段，正中三间为橱窗，用八角柱、一斗三升及人字拱，仿自天龙山隋代石窟；二、三层用青砖砌出唐宋勾片栏杆式样；女儿墙顶部安装清式琉璃脊和大吻。室内有磨砖台度，柱间出挑插拱，额枋上绘宋式彩画。两个入口墙面又以水刷石装饰。手法、式样很多，但毫不牵强紊乱，表现出作者纯熟的构图技巧和深厚的古建筑修养。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