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如何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docVIP

學校如何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林孟皇（臺北地方法院法官，93.12.25）一、前言民國八十年起，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施以「體罰」，因而發生親、師、生衝突的事例，屢有所聞，甚至有教師因此被法院科以刑責的。這讓多數一向奉行「不打不成器」理念的教師們，開始面臨如何管教的窘境。有鑑於此，八十四年通過的教師法，即在該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中，課予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的義務，而針對如何輔導管教的細節問題，則授權教育部訂定相關辦法。據此，教育部原有意在訂定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中，規定「暫時性疼痛」體罰五原則。不過，在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的反對下，「暫時性疼痛」體罰五原則最後並未成為該辦法的內容。雖然如此，因為各界對於「體罰」定義的界定不一，以致教師法通過施行七、八年以來，體罰仍是校園普遍存在的現象，教師因此被法院科以刑責或判決民事賠償的事例，更是不勝枚舉。教育部作為最高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本應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建立一政策溝通的平台，在凝聚各縣市政府、學生及家長團體、教師會、人權團體等組織代表的意見後，彙整出一具體可行、符合多數國人共識，而非特定團體意見的準則來。然而，九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修正通過的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則直接授權各校校務會議訂定有關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的辦法，亦即刪除原先教育部訂定相關辦法的授權依據。因此，教育部即在九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公告廢止原先所訂定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這意味各校之前依據該辦法所訂定的學校章則，必須面臨重新修訂的問題。本來，新修訂教師法直接授權各校訂定有關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的章則，從落實學校本位管理的精神來看，是值得肯定的。但中央立法都不足以解決的問題，期望仍欠缺民主法治共識的家長、教師，能齊聚一堂訂定一套具體可行的辦法，並根本解決校園體罰的爭議，是有其窒礙難行之處。然而，學校既然必須依法行政，且教師們如能深刻體會立法者對於教師專業自主權的尊重，則教師們即應努力瞭解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可能面臨的相關問題，積極研擬出具體可行的學校章則。二、輔導管教與體罰前面已經提及，因為教師「體罰」的爭議性，最後通過的教師法，將教師對學生的懲戒措施稱之為「管教」。事實上，教育工作就其本有的性質，無法想像一個完全不具管教權的教育活動，所以教師基於教育工作的需要，當然擁有對於學生的管教權，而無待於法律規定。「管教」包括非權力性（如建議、勸導、糾正）與權力性的措施，非權力性的管教行為比較不會產生紛爭；權力性的管教行為（懲戒），即容易產生問題。因此，本文以下就懲戒行為特別加以說明。所謂的「懲戒」，是指「學校或教師為達成教育的目的，藉由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強制力，對於違反特定義務之學生，所採取的具有非難性或懲罰性的措施，學生因此受到某種不利益或精神上、身體上之痛苦」。懲戒基本上包括兩大類：其一是「法律上懲戒」，指的是警告、記過、留校察看…等作有文字紀錄的懲戒，通常須依照一定程序為之，非個別教師所得自主決定。另一則是「事實上懲戒」，事實上懲戒又區分為積極性的攻擊行為（如打手心、打 *_* 股…等）與間接透過指令要求學生為一定行為或不作為（如罰站、罰抄課文、罰掃廁所、青蛙跳…等）。積極性的攻擊行為是最常發生爭議的「體罰」行為，屬於刑法禁止的傷害行為，教師應不得為之；間接透過指令的懲戒方式，教師基於專業上判斷，得自主為之，但須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 雖然部分人權團體一再主張任何的管教行為都應該加以禁絕，不過，間接透過指令要求學生為一定行為或不作為的處罰方式，還是為多數的國人所接受，亦為多數國家所認可。而之前教育部所訂定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中，亦有調整座位、適當增加額外作業或工作、責令道歉或寫悔過書等類似的處罰措施。此外，法院判決亦認為在考量學生個別的承受能力，如學生的體型、年齡、性別、生理和情緒狀況，且教師主觀上係基於教育目的，而非出於恣意為處罰的情況下，間接透過指令要求學生為一定行為或不作為的處罰方式，是法律所容許的（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上易字第84號民事判決，此為針對北市民權國中案所做）。正因為如此，台北市教育局於九十三年十二月間召集全市國中、小學校長所共同簽署的「零體罰」立約書中，即將上述間接透過指令要求學生為一定行為或不作為的處罰方式，排除在所謂「體罰」的範疇中。這意味各校只要在學校章則中對此加以明定，並要求教師在處罰過程中遵守正當法律程序、比例原則、明確性原則等法治國基本理念，即能避免過去一再發生的親、師、生衝突。三、學校訂定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應行注意事項本來，新修訂教師法直接授權各校訂定有關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的章則，是要落實學校本位管理的精神，確保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因此各校應因地制宜，與家長溝通協調後擬定具有特色的章則。然而，該章則作為校園輔導管教問題的基本規範，基本上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