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 西方的中国画研究.pdfVIP

《朵云》第52 集《中国画研究方法论》 西方的中国画研究 [美] 方 闻 论文提要 本文对中西方的中国画研究作了大略的比较，认为中国传统的研究倾向于过 分强调风格传统延续的作用，忽略对时代作历史性定义；而现代西方的研究则专注于时代， 注重于分析绘画中形式之间的关系及视象结—构，据此来为同一时代画家名下的不同作品重 新断代，探讨大师所形成的风格传统在经过历史上一连串变换的视象结构时会有如何的发 展。方氏认为，关注连续的风格传统与视象的时代性结构应是中国画研究的经与纬，当我们 在这经与纬的交点中研究一件艺术作品时，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此作品所显露的才华和独创 力，正与某种形而上的创造能源相通。 自从西方开始研究、讲授中国绘画，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在这五十年之中，西方对美术 史的看法，正如他们对其社会及整个世界的认知，经历了一些饶富意义的变化。在中国画史 的研究上，现在在西方除了继续争辩一些较老的理论论题之外，较年轻的学者也有志于在研 究主题上拓展一个较宽广的领域。对西方学者来说，作为研究对象之中国绘画既颇为复杂， 其间又存在着文化的差距，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其意义，又如何向现代的西方社会作一个详尽 的解释？ 西方现代学术界对西方艺术与文化所作的研究，开始于 19 世纪末的欧洲，这在当时是 属于宏观的世界史范畴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史的眼光反映着一种新的、乐观的对科学进步与 客观真理的信仰。说到以世界史为所有历史学者固有的领域，剑桥现代史编者，艾克顿爵士 （Lord Acton ）在1896 年即言，历史要叙述各个个别国家之故事，“但并非为其本身而作， 而要以其对人类的普遍命运的贡献，依照其时间与程度，以指向并归纳到一个较高层次的序 列之中”。 在19 世纪末，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家发现了风格分析法能够用到所有的艺术品的研究上， 而不用考虑到种族或文化根源，乃至于时代上的差别。“艺术品有它自己的一套语言，而如 何去了解与说明那个语言正是我们的工作”。一个杰出的希腊考古学者米凯里斯（Adolf Michaelis ）就如此说过。以前那种以为历史的轨迹乃由一些伟大的天才所创造或改变的看法， 其所引导出来的艺术史的传记研究途径，已被主张新的研究风格的史家视为太过天真，无关 紧要，而予扬弃。风格史家即以乌福林（Heinrich Wölfflin ）有名的格言（1915）“视象（vision ） 有其自身之历史，而对其层面的发掘陈示，必须被当成艺术史的首要工作”为其信条。对历 史上一连串视象结构（visual structure ）所作的形态学的分析，乃是将一单独作品的形式特 质视为对描形、塑体及构图等一般性问题所作的特定解答，这个途径对一件绘画作品的断代 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 盖尔(H ．A ．Gile) 的《中国图像艺术史入门》一书算是西方早期有关中国绘画的著作。 此书即以绘画大师之传记为其主体。到1940 年代末期与1950 年代初期，西方的艺术史家颇 有雄心壮志，以为经由严格的风格分析可以为中国艺术史理出个头绪。芝加哥大学的巴哈霍 佛(1894 －1976)是乌福林的学生，他便首先尝试以乌福林对风格由“线性”(linear)进展至“画 性”(painterly) 的理念，来说明中国艺术的发展。在普林斯顿，我的老师及前任讲席罗礼教 授(George Rowley)，也相信形式或“观照”(seeing，这是同时为心理与精神两方而的活动) 有其本身之历史，并且得以研究并加以分期。基于此，他引我进入了风格分析现代观念的堂 奥。1953 年，巴哈霍佛的学生——罗越教授(Max Loehr)发表了他出名的论文《安阳时代(西 元前1300--1028)的青铜器风格》，大胆地将“由线性到画性”风格进化的概括概念，转换成 对商代青铜器装饰五个阶段之技术及风格发展的程序，作一步步的说明。不幸的是，在第二 次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学界对德国抽象思辨的不信任程度日益强烈，乌福林——巴哈霍佛 的研究途径因带有历史决定论的性格，而被认为是“一种由历史真实中抽离出来的风格进化 史……根本无法应用到中国艺术上来”。无论此说是否公正，大致上总认为在画史研究上未 有深入而具体的考察之前，风格理论家实在无可置一词。因而，自 1960 年代开始，在西方 便有一段时期对中国画史中一些画家与重要作品进行了密集的研究。 但是在讨论如中国绘画这种极重传统的艺术时，如果没有对其传统、时代以及风格取向 作一个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