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国际法官.doc

国际法官的荣耀与贡献 　　出任国际法官，其荣耀几乎世人皆知，而在这荣耀的背后，法律精英们在法庭内外的特殊贡献却是鲜为人知的。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其后10余年间，在国际法院这个国际最高司法机构中仍未见到中国法官的身影，这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　　此时在外交部任职的倪征燠参加联合国各种会议时曾不止一次地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不参加国际法院法官竞选？　　一位国际法院的法官也感到不解：如果在国际法院里没有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法官，那是不可想像的。　　倪征燠开始意识到，这不仅是法律界与司法界的事，更关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1984年是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年，已经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任职3年的倪征燠决定参与竞选 一般认为任职国际法委员会是参选国际法院法官必须的前提 。　　候选国际大法官的标准极为严格，必须品格高尚且在本国担任过最高司法职位，或被公认具备国际法学家资格，经由提名，并由联合国安理会及大会分别投票选举。　　1984年11月7日，注定要被载入历史。联合国和安理会分别投票选举新的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征燠在联合国160票中得票107张，在安理会15票中得票14张，以“绝对多数”票当选。　　倪征燠的当选，在当时被认为是众望所归。这位早在1929年就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法学前辈名宿，在东京审判时就已名扬四海。建国后在外交部任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出谋划策。　　1958年夏天，北戴河。　　毛泽东望着蔚蓝而辽阔的大海，思考着一个各国密切关注的问题。外交部法律顾问倪征燠和部长助理乔冠华，被总理专机接到北戴河，到毛泽东住处讨论中国海洋主权及领海宽度问题。　　倪征燠向领袖建议：必须限制军事大国在领海、领空的自由活动，12海里领海宽度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十余天之后，1958年9月4日，中国对外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说明了划定领海基线的原则。　　2000年10月9日，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全球最大的跨国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肯思共同设立“倪征燠奖学金”，以表达母校对自己最优秀毕业生的褒奖。　　在一所美国著名的法学院以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命名设立一项法学奖学金，有人评价说，倪征燠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神话。　　差不多每一个国际法官都有着类似的荣耀。　　2003年7月的一天，海牙国际法院司法大厅，一个中国人的声音在这里响起并迅即传遍全球：“国际法院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　　作为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和他的同事以“绝对公正”的理念，对全球焦点难题—————巴以冲突中“隔离墙”问题作出了裁决。　　这一刻，距离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153天。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中国的“复关”及后来的“入世”谈判短期内就可完成，史久镛却认为没有10年不会谈成，因此力主应安排香港先于大陆“入世”。在今天看来，如果香港在后来的十余年间被排斥于世贸组织体系之外，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将不堪设想。　　但是，当年许多人不赞成史久镛的观点，有人甚至指责他这是“卖国”的主张。他们用嘲讽的语气说：“李鸿章时代已经过去了。”　　为此，史久镛曾只身赴日内瓦总部进行谈判，并向中央高层力主香港应先于大陆“入关”，最后由最高决策层拍板，中方发表了一个声明，香港得以留在了总协定内，并在“入世”后，以“中国香港”的名义成为世贸组织的一个成员。 精英是怎样炼成的 　　倪征燠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书香门第，13岁来到上海求学。1923年中学毕业考试名列榜首，获得免费直升沪江大学的机会。　　此时，一段发生在租界里的断案情形使他下定决心学习法律。　　一次课余，他出于好奇去租界看会审。那时凡涉外国人的诉讼，必须由中国法官会同该外国领事共同审理。由于外国领事同中国法官的意见不一，蛮横的外国领事竟一把将中国法官的朝珠抓断。那一地的朝珠仿佛洒在了倪征燠的心坎上……　　不久，他转学走进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课堂，蓄志学法，而且决意留学英美。当时美国大学规定，攻读法学博士要具备法学学士、文学学士两个学位。　　于是，他一天到晚在三所学校同时读书、工作，大清早，赶到江湾持志大学文科上课；十时过后，去唐山路的一所中学教英语，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中午稍事休息后，到昆山路的东吴大学上法学课。　　1928年，22岁的倪征燠把分到他名下的几亩地作抵押，又向两个同学借贷，得到一笔钱后，带着他同时在持志和东吴两所大学的毕业证，远涉重洋。　　黄埔江码头，美国的大学生正在船上搞活动。　　他问，美国什么地方学法律最好？　　有人向他推荐斯坦福大学。仅仅一年之后，他就轻而易举地戴上了斯坦福大学的法学博士帽。　　倪征燠东吴大学的同学，前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