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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华文化外播略议 史革新 ? 一、域外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典籍的介绍 鸦片战争前，欧美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员来过中国，或多或少地带回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资料，对中国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介绍在一些国家中开展起来，曾经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关于中国的介绍仅仅是初步性的，介绍的内容有限，成果不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大门被打开，与世界各国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各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联翩渡海来华，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了更多的有关中国方面的资料，为欧美国家的汉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法、英、德、俄、美等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为了实现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 法国是欧洲开展汉学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的汉学研究亦有新的发展。初时，巴黎法兰西学院于1815年（嘉庆二十年）创设汉学讲座。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法、德汉学家又在巴黎成立了亚细亚协会。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这两个机构的创设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鸦片战争后，法国又成立了一些新的汉学机构，分布在法国国内外。国内有东方现代语学校、中央亚细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等。国外的机构主要设在远东地区，在中国有以上海徐家汇、河北献县为中心的天主教组织；在越南则有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前者收集汉学资料，从事汉籍之研究及译述；后者亦为法国东方学研究之重要机构。继雷慕沙之后，法国影响较大的汉学家有儒莲、顾赛芬、沙畹等学者。 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8——1873，嘉庆三年至同治十二年），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研究中国文化达数十年，著述颇丰。晚清学者王韬对他评价甚高，称其“在国中译习我邦之语言文字将四十年。于经史子集，靡不穷搜遍览……所译《太上感应篇》、《蚕桑辑要》、《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钩疑抉要，襞襀条分，駸駸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癸申以来，……潜心内典，考索禅宗，所译如《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精深详博，殆罕比伦。于书中所载诸地，咸能细参梵语，证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1][①] 顾赛芬（Seraphan Couvreur 1839—1919，道光十九年至民国八年），1853年（咸丰三年）入耶稣会，1870年（同治九年）来华，为直隶河间天主教会神甫。他嗜古典，能文章，究心于汉学。曾编《法华字汇》、《汉法大字典》，法译中国诏令、奏议、公文等文献多种。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四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儒家经典译成法文。 沙畹（Emmanuel Edward Chavannes 1865—1918，同治四年至民国七年），法国里昂人。曾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来华，任使馆译官，探访兴京、清陵等地，考察史迹，归国后任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并主办《汉学杂志通报》。沙畹的代表作是《司马迁史记》。这是《史记》西文译本较好的一种。书分5册，译至“孔子世家”而止。译文流畅，且有丰富之注释，颇见其汉学功力。他著有《两汉时代之石画像》、《北华访古录》、《泰山志》、《中国摩尼教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中国佛藏中五百故事选》等多种。论者评价他“著述教授，巍然为欧洲汉学泰斗。”[1][②] 英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迟于法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呈后来居上之势。牛津大学自1876年（光绪二年）始设中国语文讲座。12年后，剑桥大学亦设汉学讲座。伦敦大学也附设东方语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有专门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伦敦成立有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发行学会会报，刊登研究汉学之论文、讲稿、杂记等。其研究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如理雅各、苏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玛、翟理斯等。 理雅各（James Legee 1815—1897，嘉庆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三年），苏格兰人，毕业于阿伯丁学院，1837年（道光十七年）后始习华语。1839年开始了他的海外传教生涯。先在马六甲居住，任伦敦会在该地办的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随书院迁至香港。70年代回国，在华时间长达30余年。归国后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语文讲座的首任教授。作为一名汉学家，理雅各的主要贡献是主持开展了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工作。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理雅各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代典籍的工作。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出版的《四书》第1卷起，在此后25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典籍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春秋》、《礼记》、《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著作，取名为《中国经典》。其中有的刊于香港，有的刊于欧洲。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国典籍的顺利翻译刊行，与中国学者王韬的大力协助密不可分。关于关于王韬助译儒学经典之事，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