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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军转时政热点：经济均衡发展下的户籍拷问 陆铭?生于1973年，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城市和区域经济学，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并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当下，中国的某些方面就像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却像成年人那样，在积累财富的跑道上疯狂地奔跑。我们是不是可以沾沾自喜了？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在陆铭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攸关未来的十字路口。 10月的上海天气无常，下雨后的傍晚，秋意盎然。陆铭在这个经济繁华的大都市，教书、生活。见到记者的时候，他头戴一个鸭舌帽，看起来很时尚。 “如何不影响居民的既得利益，如何利用土地增值造出一块利益，以解决农民工进城没钱的问题。通过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并配套以地方官员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才是化解中国当前很多困境，尤其是城市化困境和经济增长模式困境的治本之药。”采访过程中，陆铭会时不时地抛出有关社会问题的观点。 陆铭平常大量的讲座都是在讲当代中国经济的问题，但他的研究本身多与社会学和政治学有着交叉。 “经济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跟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结合得越来越广。”陆铭说，他很感兴趣，这些领域都在用经济学作为主线。“社会学是讲如何分蛋糕的，而经济学要考虑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很多社会问题可以用经济学求解”。 陆铭认为，中国经济30多年市场化改革以后，我们距离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有距离。“中国限制劳动力流动，这样既无公平也无效率。效率是跟经济的持续增长挂钩在一起的，公平是跟社会和谐挂钩在一起的。而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不是相悖的，是可以携手并进的。在这两个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核心政策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动，而核心的核心就是户籍制度。但是，户籍制度已经把人分成两类，一类人比另一类人更多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人人拥有公平机会，这样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市场经济。”陆铭说。 最近，陆铭把他在搜狐财经的博客大标题改为了“为了公共利益”六个字。而且走哪他都要提，利用讲座、文章，一切场合。以前，他对过于频繁的公开演讲是蛮排斥的。 “我在想，我们很多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难以推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考虑自己的利益。”他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现在面临公平和分配问题。如果走不出这个圈子，最后实际上是大家一起受损。 “我可能很难改变今天的一些政府官员的做法，我知道挺难的，难也要讲”，他说，“哪怕今天讲的改变不了，至少可以改变我的听众。我听众里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明天的政府官员。也许我可以改变未来”。 他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博客的名字不会改了，之前老变。“为了公共利益”这六个字，要贯穿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要贯穿他提的政策主张。 同题问答 “经济下行速度超预期” 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陆铭：北京大学的姚洋老师。他对经济学、政治学知识融会贯通，同时也对中国很多现实问题有很深入的理解。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陆铭：唯一的意外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有一点点超出我的预期。我也预期到，今年会很差。但今年差的程度，让我觉得有一点意外，对实体经济抑制的作用要超过我的预期。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得期待？ 陆铭：户籍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土地法也会有点修改，具体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 新京报：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陆铭：我觉得围绕城市发展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文化设施等还是值得投资的。【核心观点】 户籍制度所导致消费的损失大约占GDP的1.8%，而我们每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0%，也就是说这1.8%相当于我们每年经济增长部分的1/5。 每年有1/5经济增长在“流失” 新京报：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具体到政策层面上，最相关的就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陆铭：当前中国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政策上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我们现在对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是有限制的。劳动力就是一大生产要素。经济学里面讲，劳动力流动可以带来地区间的均等化。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了劳动力进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四川工作的人，看到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收入高，可能会到北京和上海去工作,这就是劳动力流动。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当到北京去挣的钱，扣掉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四川一样就不会去了。劳动力越是自由流动，地区间的经济从人均意义上收入越是均衡。如果我们说管住不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目前造成的结果就是高技能、高收入的人群是管不住的，比如硕士毕业、博士毕业的人，留户口总是能留的，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