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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视角反思“沟通式规划”在中国的引入 胡映洁 安 頔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在中国引入“沟通式规划”的主要文献，发现主流观点一般自然地接受了应 用“沟通式规划”理念提高公众参与层次的必要性，但对引入西方理论应关注的特殊制度背景剖析不够。然 后文章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出发，研究这种对沟通式规划“呼吁”背后的原因。当前社会力在中国规 划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本文质疑沟通式规划是否是在中国规划中引入社会力的最佳手段。从制度角度反 思，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各国多样化的制度背景下，沟通式规划的实践并不理想。而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 体制以及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背景下，城市发展形成了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这更非沟通式规划实践的良好土 壤。最后，本文选取了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的实践“沟通式规划”的理念，是因为它 们都具备打破不平衡权力关系的特殊环境，而这种特殊环境的推广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在中国应用 “沟通 式规划”理念时应该更加理性。 【关键词】沟通式规划；制度视角；中国；规划理论 1.引言 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着转型，城市问题不仅日益增多，也变得多样化和复杂。越来越多的 学者、规划师以及政策制定者开始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经济效益导向、速度导 向，逐渐认识到城镇化质量，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性（马武定，2005 ；孙施文，2006 ；张京 祥等，2013 ）。在这种背景之下，规划界对于“公众参与”的呼吁也逐渐增多 （如张继刚，2000 ； 唐文跃，2002 等）。近年来，受到西方规划理论发展的影响，不少学者开始引入“沟通式规划” 的理念，并对其在中国的应用进行了展望（张庭伟，1999；龙元，2004 ；姜涛，2008 等）。 然而，当“公众参与”逐渐变为一个公认的“好”理念，被运用到规划的各个领域中去 （或者说试图被运用到）时，很少有人足够批判性的对来自西方的理论进行剖析。本文认为 规划理论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的 （Allmendinger ，2002 ），特别是制度背景对于规划 理念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单纯地将西方的理论拿到中国，以此去解释、要求或者批 判中国的规划实践，那么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合适。因此，本文以公众参与思想中“沟通式 规划”理论在中国的引入为例，试图批判性地看待其在中国的运用。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 的批判性并非要否定西方的理论，而是去考虑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背景，理解其中的原因与 局限性。 文章首先将梳理有关在中国运用“沟通式规划”的文献，总结其中重要的观点。接着从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出发，研究这种对沟通式规划“呼吁”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接着阐述制度与“沟通式规划”实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总结在西方，特别是在欧洲 多样化的制度背景下“沟通式规划”实践的情况，另一方面分析在中国可能对“沟通式规划” 产生影响的制度因素。最后，本文选取了两个类似“沟通式规划”实践的较为成功的案例 （深 圳城市更新与玉树灾后重建）进行分析，主要阐述这两个领域面临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其特 殊的背景并探讨这种特殊背景的可推广性，从而为“沟通式规划”在中国的运用提出合理建 议。 2.有关在中国引入沟通式规划的主要观点 已有文献中对于在中国引入沟通式规划的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单纯的引介为 主，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产生沟通式规划理论的思想源流；第二类在引介的同时，应用沟 通式规划的观点审视中国规划的实践，大多提出了增进公众参与程度的建议，或提出将该理 论运用于实践的方法。文献中以第一类和第二类为主，但也有少部分的学者对于沟通式规划 等公众参与的理念在中国的引入提出了质疑，这是第三种观点。 沟通式规划理论在中国的引入，较早的是张庭伟（1999）介绍了美国规划理论界的新动 向 “联络式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 在中国文献中的翻译最早有“联络式规划”、“交往 式规划”等，近年来用法逐渐统一，一般用“沟通式规划”）。该文章认为，美国 “联络式规 划”理论产生的背景，在于规划师理性科学的制定规划并 “向权力讲授真理”的定位常常在 实施中受到挫败，因此规划学者对于自身的职业定位产生了反思，认为应该由理性规划转向 沟通、联络、组织和参与决策，从而更好地促进规划的实施。该文章最后简要提到这个理论 动向对中国规划师的启示，更多在于规划师自身定位的调整，作者并没有将此理论作为呼吁 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依据。除此之外，作为单纯的引介，还有不少学者从哲学范式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