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法律观人性论的基础.doc

论法家法律观人性论的基础 [摘要]本文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法律观人性论基础的论述和总结，指出法家人性论的基础是性恶论并分别论述了法家根据这一人性论基础所产生的相应的主张。并通过对法家性恶论的剖析，提出了性恶论的本质是揭示了人的“逐利性”这一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并根据这一属性的观点，联系法家提出的施政理论，探讨了性恶论在当今社会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家；人性论；性恶论；逐利性；现实意义。 一、法家思想的起始及传承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渐开始取代日益衰弱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就在这种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造就了诸如“儒”、“道”、“法”等流派的思想大家。在这些流派之中，“法家”无疑是影响巨大的一支。 当时诸子百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而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法家的开山鼻祖可以追溯到周朝的姜尚，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齐国执政40多年，主持了齐国政治经济方面一系列改革。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仲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才谈得上礼仪法度。管仲执政早期，面对齐国的内忧外患，力主“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在制定新法时注重“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子产，春秋时政治家。公元前554年任郑国卿后，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向土地私有者征收军赋；铸刑书于鼎，为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律。他主张保留“乡校”、听取“国人”意见，善于因才任使，采用“宽孟相济”的治国方略，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 1、人性恶的彻底性是韩非性恶论的一大特点。《韩非子·奸劫弑臣》说：“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这也是他继承其师荀子观点的表现。《韩非子·备内》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如上所述，韩非认为人是绝对自私的动物，由此可见各种行业也都是自私的产物。人因为需要自身生存、求利，才从事不同的事业，而从事职业之后使得人更加自私。每一种行业虽都表面上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他人，但其实质纯粹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需要。医生肯冒死吸吮患者的脓血，胜过了血肉亲情，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医生带来利益。木匠希望人人都快点死，并非他没有人情味儿，是冷血，也不是因为木匠与人人都有仇恨，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人死多了，棺材的生意就好了。女人害怕蚕虫一类小动物，但为了卖丝谋利，也就敢于捡拾，利益的力量，可以把女人变成专诸这样的勇士。《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由此可见，韩非关于人性为恶的理论不仅只限于一般的经济关系，更深入进了一般人认为十分神圣的以血缘或婚姻爱情为基础的亲属关系之中。他认为在亲情之中也是渗透着各种利益关系并以此为基础的。正如父母对于自己的亲生骨肉也讲求利益至上，生了男孩多了劳动力，则十分高兴；生了女孩则多了累赘，则杀之从“计之长利也”。即使夫妻之间，再恩爱情长，也不可信。丈夫希望多挣钱，而妻子担心丈夫钱多了会另寻新欢，希望财产适可而止。这些观点不单单是在古代，即使是在现代也会有很多现实的事例所支撑。 作为“性恶绝”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性是否等同于兽性在各家观点中都有不同的表现。身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子在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时，极力反对之前道家把人等同于兽的看法，认为不能把人和禽等同起来。荀子继承了儒家对于德行教化的重视和肯定，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他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而韩非在继承“性恶论”思想时，索性把性恶论推向极至，强调人的本性等同于兽性，人只是一种高级的兽。“人独知龙虎有爪角也，而莫知万物之尽有爪角也”。人和兽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用自己的爪角却互相撕杀。而即使是在当时身份最为尊贵的君王，韩非也认为其只不过是比一般臣民更具有力量的兽而已。“老虎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