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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与司法能动性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的启示 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传时间:2006-3-9 浏览次数:2271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北京大 学92级无线电电子学系博士研究生刘燕文，于1994年4月27日通过学校安排的笔试考试，并于当年5月10日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综合考试。1995年12 月22日，刘提出答辩申请，将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提交学校，由学校有关部门安排、聘请本学科专家对该论文进行评 阅和同行评议。二者汇总意见为“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可以进行论文答辩”。 1996年1月10日，刘以全票7票通过了所在系论文答辩委员 会的答辩。系论文答辩委员会作出 “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建议刘燕文对论文作必要的修订”的决议。同月19日，系学位评定委员会以12人同意、1人不同意的表决结果，建议授予刘博士学位。 同月24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第41次会议，应到委员21人，实到16人，投票结果是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因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 批准授予刘博士学位。之后，北京大学没有授予刘博士学位，也没有授予其博士毕业证书，而是为其颁发了博士研究生结业证书。刘在得知其学位论文没有获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通过后，先后向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询问，得到的答复分别是“无可奉告”和“研究一下”；向当时的国家教委学位办公室反映，被告知已责成北大给予答复，却一直未得到消息。1999年2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作出判决，给予刘寻求司法救济的信心和勇气。同年9月24日，刘分别以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为被告，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授予其博士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法 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于1999年12月17日开庭日当庭宣判，作出如下主要内容的两个判决：（1）撤销被告北京大学学位 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原告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责令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1]（2）撤销被告北京大学为原告刘燕文颁发的博士研究生结业证书；责令被告北京大学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2]本 案目前已进入二审程序。其最后结果，只能等待上诉法院依法独立地作出判决。由于本案所涉及的问题极其重要且具有普遍性，它给法学界、司法界和教育界提出了 一系列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课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争相报道，不断有笔谈、综述等见诸报端，而且， “中国首例学位诉讼案相关问题学术研讨会”、[3]“教育行政诉讼研讨会”[4]等 相继举行，本案影响之大，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通过对本案及其相关问题的剖析，有助于把握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司法改革、教育立法及其实践中存在的弊病和 漏洞，有利于促进相应领域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下面，我想对该案所引发的主要的和较热点的几个问题，予以简要的介绍和分析，阐明自己的观点，以求抛砖引玉。[5]一、法院受理此案的合法性之争（一）违法说违法说论者认为，法院受理此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其受理行为本身是违法的。首先，行政诉讼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而将大学及其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其 次，《行政诉讼法》、《学位条例》、《教育法》等现行法律和当时的《行政复议条例》等，都没有规定司法可以介入学术评定这个领域。即本案这种情形，在《行 政诉讼法》第二章中没有明确的受案依据，在其他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中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倘若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可以任意介入学位证书、毕 业证书的管理，那么，整个教育领域包括大中专院校、中学教育，司法都有了介入的可能，会导致司法过于泛化的倾向。法院过早、过深地介入到学术领域，其前提 条件是否具备、介入时机是否成熟，因而此时的介入是否适当，都是值得怀疑的。第三，法院受理此案是违法办事，其判决代替了一种学术评价，妨碍了高等院校自主权。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判学校败诉也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第四，本案已过了诉讼时效。第五，即使法院应该受理，也不应该由海淀区法院这样的基层法院管辖，因为它属于在全国有影响的案件，应该由更高层级的法院管辖。有人甚至认为，像这样的案子属于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应该由最高法院提审，而不应该任由基层法院审理。（二）合法说合法说论者对法官的勇气和智慧表示敬意和赞许，认为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能运用宪法和法律的一般原则，大胆支持当事人受教育权的主张，这是件好事，是个突破，是有益的尝试。法院受理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