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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机械划分派别的误区 以前的学术界以政治态度为标准，把浪漫主义划分为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这其实也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误解。 事实上，尽管都冠之以“浪漫派”的称号，但是每个诗人各自的诗歌主张亦是大相径庭的。 个体的差异远远大于集体的差异。 湖畔派三诗人 华兹华斯（Wordsworth）主张，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代表了西方诗歌理论的一个方面（而20世纪的诗人艾略特则认为“诗是对情感的逃避”，完全相反）。 其诗歌创作有向往民主自由的抒情诗、感慨民生悲苦的诗、歌颂湖光山色的田园诗（《丁登寺赋》）以及富有哲理的自然诗（《不朽颂》）。 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诗歌追求人与自然的契合，而西方诗歌则主张人要在自然中取得神性。 尽管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不能普遍用于所有诗歌的解读中。 柯勒律治（Coleridge）深受德国哲学家谢林和浪漫主义作家施莱格尔兄弟唯心主义的影响，思想上更倾向于神秘主义。 叙事诗《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抒情短诗《思乡》《爱情》 《莎士比亚演讲集》 华兹华斯重视天才和想象，认为诗歌是情感的产物；而柯勒律治强调诗歌是心灵的产物，是人内在天性与外在世界相协调的产物，不懂音乐的人决不能成为诗人。 其诗歌理论对T.S.艾略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艾略特继承了柯勒律治把艺术和宗教结合起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