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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站在人的立场写作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 2011年，莫言在山东高密。 兰传斌 摄 ? 小传 　　■本报记者 齐林泉 　　10月11日，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中午，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会议厅，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一步步走上新闻发布台…… 　　同一时间，在亚欧大陆这一端的黄昏，胶东半岛深处、山东高密的一处普通民居内，作为一名“年轻”的新任外公，作家莫言跟小外孙玩耍后，正在舒舒服服享用着晚餐…… 　　海内外30多家媒体簇拥在这个平时较为僻静的高密小城，莫言无数的亲友已经很多天打不通他的电话。记者、专家、作家，乃至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更多与莫言素昧平生的人守候在收音机、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媒体前，静候那即将到来的一刻。 　　当“莫言”二字从恩隆德的唇齿之间轻轻跃然而出，高密大街上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尖叫。 　　是的，莫言！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诞生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作家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接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莫言正在吃饭，“我有点吃惊”。莫言本人对此表现得并不兴奋，他说，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于他的获奖，众说纷纭，他“感谢朋友们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批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 　　高密东北乡的黑孩子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这里就是他文学世界中的“东北乡”。“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在早期的作品《红高粱》中，莫言曾这样描绘自己的故乡：东北乡位于平原与山峦的交接之地，地势低洼，河道密集，文化底蕴浓厚，不仅产生了自己的戏剧“茂腔”，还有名声在外的“高密三绝”：剪纸、泥塑、扑灰年画。高密东北乡处于三县交界之处，可谓穷乡僻壤，在天下大乱的年代，是一个盛产灵异和匪徒的地方，也是塑造高密人英雄血性的地方。这地方埋葬着他的祖先，这地方是他的“血地”。 　　莫言本名管谟业，莫言祖父是第一个给予他创作重要影响的人。祖父虽然不识字，但聪明灵巧、乐善好施，打得一手好算盘，木匠、药房、田亩丈量，样样精通，还博闻强记，通彻从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国的野史。祖父有自己的信仰和独立的追求行动。据莫言及长兄追忆，祖父对“大跃进”深恶痛绝，大胆预言其不能长久。虽一向勤劳，农活漂亮，但发誓不为合作社干活，自己冒险开荒或干木匠。祖父与精明大胆的奶奶相得益彰，于乡邻中深负威望。母亲是除祖父外第二个给予莫言创作极其重要影响的人，母亲的苦难和宽厚仁爱，让莫言从小领略了世间的温情，滋养了莫言深沉的爱心。 　　莫言10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两年。1968年小学毕业时，学习很好但中农出身的莫言丧失了上中学的资格。12岁的莫言一下子沉到了社会最底层，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是莫言最伤感的一段日子，当时他写了许多“少小辍学”哀伤的歌。 　　一年秋天，莫言在地里干活，又累又饿，忍不住跑到生产队的地里拔了一个胡萝卜吃，被革命干部发现了，他们押解莫言到地头，带他到毛主席画像前请罪。回到家里，一向正直处世、谨慎做人的莫家不能容忍孩子的丢脸，母亲父亲轮番打，最后爷爷出面保护，莫言才幸免一死。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从不开口说话，最后被剥得精光、丧失了羞耻感的孤儿黑孩，在《枯河》中因误伤村长的女儿而屈死在父母拳脚下的小虎，都有莫言在这一事件中的影子。 　　1973年夏天，在供销社棉油厂工作的叔叔，给莫言在厂里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差事，当过磅员。这在城里人看来不起眼儿的职位，对一个农村小子来说，无疑是几辈子修来的好运。他开始拿起笔，尝试创作小说；他收获了爱情，跟姑娘杜芹兰从此携手；他收获了友情，和王玉清、张世家成为三结义好兄弟，三人都有文采，嘴巴功夫也都了得。后来莫言当兵后每次回乡，总是要找这两位好友神侃，他们都是爱抽烟、爱喝酒、吹牛不上税的主儿，常常云山雾罩、通宵达旦。莫言的《红高粱》就是听了张世家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又是在张世家的怂恿下写成的。还有其他那些说着高密方言的伙计、乡亲，都是聊起来让莫言开心的人。 　　油棉厂的临时工作并不能摆脱当一辈子农民的命运，对于失去了上学机会的他，当兵则是唯一的出路。直到1976年，莫言托关系，改年龄，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兵。1978年9月，因表现出色，部队调莫言到河北保定。秋天的山沟是美丽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