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中的思想交锋—德里达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docVIP

　“疯狂”中的思想交锋* ——德里达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 陈晓明 【原载】 学术月刊　2006年3期 【内容提要】　福柯试图书写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在德里达看来,疯狂的历史不可书写,疯狂自己不能陈述,而用理性之说又如何能说出疯狂呢?试图写出疯狂史,那意味着要确认形而上学的根基。福柯要进一步写出自笛卡儿开始的理性对疯狂的排斥历史,但德里达则认为笛卡儿的“我思”并没有排斥疯狂,而是说即使在疯狂中我思也依然在思,我思并不惧怕疯狂。这是德里达对理性更深层的反思,也使德里达随后对理性主义及其形而上学历史展开解构具有更充分的基础。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阶段还怀着结构主义的整体性野心,而德里达在那时则破除结构主义;福柯后来转向系谱学的方法,这可以看到他与德里达更靠近的地方;德里达也有更加面向现实的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达成和解。他们各自开启的不同的思想进向,使后结构主义具有更广阔的思想场域。 【关键词】 疯狂史　我思　理性　解构 福柯和德里达无疑是整个后现代哲学对中国当代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位。因为这两位的出现,也因为其思想对中国当代既定的思想文化场域构成直接对话关系,使得古典时代缩减了。但是,也有一个现象颇为令人奇怪,这两位哲人在当今中国之被运用和重视,似乎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事,他们之间的思想区别乃至于分歧、冲突并没有人认真对待。这种现象其实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如此。人们并不想深究,更不想追究两者思想的分歧,而是更乐于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各取所需。例如,福柯的思想经常变成“话语权力”、“知识考古学”、“监禁与惩罚”等等;德里达的思想因为诡秘莫测,结果只剩下“解构”二个字,而且是在曲解的前提下。对于那些非专门研究者来说,似乎仅有这些概念和术语就足够了;福柯与德里达经常互补,相互诠释。因此,探讨一下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一些分歧和差异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篇幅关系,本文特选取德里达早期对福柯的“我思与疯狂史”问题的批判来探讨他们的思想交锋及其对各自学术展开的意义。 一、福柯的理性与疯狂史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一项有目的或有计划的写作行动。身在结构主义的风暴中心,他感受到结构主义的强劲力量,他没有顺应这种力量,仅只是因为他的个性和他的思考方式。结构主义无法使他的思想,特别是他对文学的理解可以协调一致。他几乎是挣扎着逃离结构主义,之所以说他是挣扎,是因为他一开始思考反对结构主义时,选择的批判对象是结构主义中最具异类色彩的人物,也就是说他最有可能接近这种超出结构主义的思想,但他还是要顽强地把自己的思想立场与之作出区分。一个是进行结构主义诗学研究的让—罗塞托,另一个是福柯[1]。福柯后来被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总是与德里达相提并论,似乎他与德里达的思想如出一辙。在把福柯列到后结构主义序列中去时,所举的理论标志也无非是拒绝历史与主体,而这两者是作为典型的结构主义大师的列维-斯特劳斯都持有的观点和立场。所有关于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特征,都可以在当年谈论结构主义的理论中找到。尽管关于历史的“非连续性”、关于话语、关于权力等,这可以看成是结构主义的深化,可以看成是结构主义与历史的调和,也不会到“反”或“后”结构主义的地步。福柯转向后结构主义当然也不是理论的虚构或夸大,福柯后来转向“系谱学”才更具后结构主义特色。德里达对福柯的批判也并不是针对福柯的结构主义,只是当时福柯被作为主将划进结构主义阵营,对福柯的批判可以看成是德里达向结构主义的挑衅。现在看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后结构主义领军人物,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就是当时,也同样如此,同为结构主义圈子,德里达的批判也像是内讧。事实上,对于德里达和福柯来说,这项批评活动,还带有另一层困扰,那就是德里达曾经作为福柯的学生,福柯比德里达年长四岁,德里达在法国高师的毕业论文曾求教过福柯,德里达曾经提交一篇有关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论文申请教师职位[2],阿尔都塞把论文转给福柯,但福柯也表示看不懂德里达的论文,无从评价,结果德里达落选。德里达显然还是认福柯为师的名份的,不管是否言不由衷,在《我思与疯狂史》的开篇还是费了口舌解释一番师生之间的蒙恩与真理追寻的辩证法。据说,1963年,德里达在索邦大学作这场演讲时,福柯坐在后排一言不发,保持着审慎的姿态[3]。 《我思与疯狂史》对福柯的批评读起来依然令人费解,其主旨集中在三个要点上:其一,关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与疯狂的关系;到底笛卡儿的“我思”排除“疯狂”还是包含疯狂?其二,是否存在一种疯狂的历史?是否可能书写疯狂史?其三,德里达的潜台词实际上就是说,福柯其实是在理性的意义上来书写“古典时代疯狂史”,而这种书写是不可能性的书写。如此几个要点,直击福柯观点和立场的要害处。 福柯的《古典时代的疯狂史》第一次出版于1962年,相比较起后来名声卓著的《词与物》来说,这部书在当时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