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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汤炳正对《屈原列传》的删改
试论 汤炳正对《屈原列传》的删改
摘要:汤炳正先生的《〈屈原列传〉理惑》虽有众多好评,仍不免漏洞百出。汤氏删改《屈传》后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怀王之时屈原只是‘疏’”;“《离骚》之作当在屈原被疏之时。”前者与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等人“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一致意见不合。后者与《离骚》之内容相悖。汤先生“剔除”《屈传》中的两段文字后,《屈传》岂不成了“断尾巴蜻蜓”?可见,汤氏之删改,不是恢复原本,而是离原本更远了。
关键词: 屈原,《屈原列传》,疏,放流,《离骚》
今本《屈原列传》是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学界对《屈传》的理解一直存有很大分歧。
孙作云先生说:「《史记·屈原列传》是由三篇文章组成的:第一篇自开头以至“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止,是讲《离骚》撰写经过及其内容大意的文章,我在下文中将证明:此即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离骚经章句序》——与班固、王逸之《离骚经章句序》同;其次是《渔父篇》(不知何人所作,非屈原作;旧说以为屈原作,误)——用这篇妙文代表屈原被放逐以后的生活,主要的是发挥屈原刚强不屈的思想;其三是屈原的绝命词《怀沙》,用《怀沙》来表现屈原宁死不屈的精神,并以此结束屈原一生的行事。在这三篇文章之间,司马迁仅仅添了十几句连缀的话,用以联系上下不同之三文。如在讲《离骚》大段之文及《渔父篇》中间,添上以下几句话:“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以下便引《渔父篇》正文。在《渔父篇》之后、《怀沙》之前,添上一句:“乃作《怀沙》之赋。”在《怀沙》赋后,又添上一句:“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1 孙作云《读〈史记·屈原列传〉》《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P23-27(P12)]
此论不但缺乏依据,而且与司马迁写《史记》的严谨作风不符。《屈原列传》不大可能只是把他人的“三篇文章”生吞活剥地拼凑而成。故孙先生的“拼接论”未被学界重视。随后汤炳正先生在1962年发表的《〈屈原列传〉新探》[2]中提出了“刘安《离骚传》窜入论”。汤先生之文在屈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既有不少学者采信引用,也有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下面就汤先生之文,提些粗浅的商榷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屈学界不少人认为:汤炳正先生“对《史记·屈原列传》的清理,恢复了《史记·屈原列传》的本来面貌,厘清屈原的身世遭遇和《离骚》的创作年代。”[熊良智《汤炳正先生〈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文学遗产》2009年第二期(P151-156)] 汤先生自己也说:《屈原列传理惑》“颇得国內外屈学同仁的赞许。”
汤序波先生则说:「今本《屈传》窜入了两段刘安《离骚传》中的评语所致。第一段是从“离骚者”到“争光可也”;第二段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学界认为这个发现“揭千古之秘”,“是颠扑不破的定论”。」[《汤炳正先生的学术历程——景麟公百年纪念》《中国文化》第三十一期(P170)] 实际上 汤先的《〈屈原列传〉新探》并非“颠扑不破的定论”,从62年开始,就陆续有人著文指出其毛病与不当。可惜,汤氏对不同的意见始终不以理睬,失去了修正完善的机会。
(一)、武帝“爱秘”《离骚传》问题。
汤炳正先生说:「史迁当时并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今本《屈原列传》中所引刘语,乃后人所窜入者。」[2(P4)]说:淮南王所著《离骚传》“未布于世,推其原因,盖不外其始武帝‘爱秘’之”[2《屈赋新探》(P6)]
熊任望先生说:「所谓武帝“爱秘”《离骚传》,是高诱《淮南子叙》中的错误说法。《汉书·淮南王传》写得明明白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武帝爱秘的是《内篇》,而不是《离骚传》。……《离骚传》是对《离骚》的注释,“爱”是可能的,“秘”则毫无必要。多方搜集材料为刘安立传的司马迁,对刘安所领导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不能毫无所闻、所见——纵使未覩其书,也当耳受其事。如有所闻见,而在传中一字未及,必有其他原因。这种情况,在《史记》列传中并非仅见。」[3熊任望《〈屈原列传〉析疑》《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P17)]更何况「司马迁作《史记》,开始于太初元年(元前104年),距离刘安作《离骚传》(武帝建元二年)已有三十五年。故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当然可以见到《离骚传》。」[4廖化津《〈屈原列传〉解惑——续说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P23)]
(二)、“传内评论与传末赞语”矛盾的问题
汤炳正先生认为,最为突出的矛盾是:传中评论肯定屈原“死而不容自疏”和“睠顾楚国”的行谊,而在赞语中却同意贾谊对屈原不“游诸侯”所提出的批评;也就是说,既赞扬他不离开楚国,又怪他不离开楚国。这样对立的观点,不能出自同一作者。[2《屈赋新探》(P17-20)]
熊任望先生说: 「“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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