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公约》条件下的不方便法院以及我国的对策.docVIP

[摘要]　现有的不方便法院制度的法律背景、性质以及由这种性质导致的缺陷正在使之沦为歧视性工具。《海牙管辖权公约(草案)》一旦正式成文国际法论文润色并生效,将提供一种全新的法律背景,有助于不方便法院制度公正目的的实现。未能改变不方便法院制度的性质,是上述公约的一大缺憾。 ? [关键词]　不方便法院;　海牙管辖权公约;　歧视性　　 ? 如美国《统一州际和国际程序法》第1条第5节所说,不方便法院制度本是为“重大司法公正的利益”而设。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在现有的法律背景下,它正在蜕化为一种歧视性工具。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法律背景、新的不方便法院制度,而《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以下简称《管辖权公约》)正式成文并生效,将有助于实现这一愿望。一、现有的不方便法院制度(一)?法律背景人们已经注意到,不方便法院制度缘起于管辖权的扩张,是一种选购法院的反向平衡手段。[1](P330)但人们似乎忽视了极为重要的一点:既然问题皆因管辖权扩张而起,将制衡之剑仅仅指向选购法院,无异于抽刀断水。这就使不方便法院制度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悲剧命运。直到现在,过度管辖权的存在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许多人会以为“不方便法院”可以缩小法院的受案范围,从而间接地对过度管辖权的解决有所助益,但实际情况却是:过度管辖权在带来较大“政府利益”的同时,也可能产生反效应,即外国原告也可能享受因此而带来的“好处”,而“不方便法院”正被用来克服这种反效应,使管辖权的扩张更加肆无忌惮。如果注意到该制度几乎完全被适用于原告为外国人的情况,又研究过Bhopal案,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法院和当事人本是一对矛盾,要求一个制衡当事人的措施具有司法克制功效,本来就是一种奢望,要求一个不知自我克制的司法机构能公正地使用制衡当事人的措施,同样是一种奢望。过度管辖权这一背景一天不变,“不方便法院”的悲剧命运就一天不会改变。(二)?性质和标准对法院来说,不方便法院制度不是刚性规则,是可以自由裁量的。[1](P315)但这一定位被极端化,导致了其标准的非标准化,于是,法院横竖都是正确的。最初的标准是“明显不合适法院”标准。莫里斯引用斯科特大法官的话阐述之:“(1)仅仅只是对便利的权衡,不是剥夺一个原告在一英格兰法院进行诉讼的有利条件的充足理由,如果它不是因此已被适当提起的话……。(2)为了证实中止诉讼是正当的,两个条件必须满足,一个是肯定的,而另一个是否定的:(a)被告必须使法院确信诉讼继续进行会导致不公正,因为它对于他是压制性的和缠诉的,或者是以某种方式滥用法院的诉讼程序;以及(b)中止不得对原告产生不公正。”其中“压制性的和缠诉的”一词是关键的,在The Atlantic Star案中被提及。[3](P370)而澳大利亚的Deane法官在比较这一标准与另一标准(“最合适法院”标准)的区别时指出,依据前一标准,“在别的国家有一个更合适的法院”,这一唯一的事实不一定意味着当地法院是明显不合适的,而且,前一标准仍然保留了将被告是否遭受缠诉、压制或苦恼作为对被告是否不方便的判定标准,因此,如果在澳大利亚有居所的公司或个人被外国原告在澳大利亚起诉,被告将很难获得“不方便法院”撤销令。[3](P370)从两位法官的上述言论来看,有两点是明确的:(1)判断被告是否被压制、被缠诉,仅仅考虑便利性是不够的;(2)被告被压制、被缠诉,是认定不方便法院的关键。它对于否定性的认定或有助益(无缠诉、无压制,即无不方便法院),对于肯定性的认定并无用处。我国有学者认为,上述标准最大的好处是将外国公民或公司与本国公民或公司置于同等地位,从而避免了使外国原告处于直接的不利地位。[1](P322-323)笔者认为,在否定性认定中,这种“平等地位”意义并不大,关键是在肯定性认定中,是否将相同的标准适用于内外国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从知道这一标准到底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它被公正实施的证据,倒是从两位法官的上述言论中再次领略到了不方便法院制度的法律背景。既然“在别的国家有一个更合适的法院”,符合逻辑的做法应该是,就管辖权问题作出检讨,而不是先肯定自己有这种权力,然后再考虑自己是否“方便”。或许有人会将OK Tedi采矿案作为“明显不合适法院”标准达成公平结果的一个例子。[1](P323)的确,那个案件有一个公平结果,但没有典型意义。毕竟,东道国政府压制自己国家的受害者求偿,而由投资者本国政府或法院庖代,这种事情是罕见的。“明显不合适法院”标准已很少有国家使用,而由“最合适法院标准”取而代之。这种转变据说是出于反对沙文主义的需要———“当别的地方存在一个更自然的法院时,如果允许外国人进入本国法院,在某种程度上是毁损外国法院和外国人。”[4]问题是为什么“另一法院更合适”?显然,不是认同它与案件有更密切的联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