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律师会见.docVIP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是指在侦查阶段， 接受委托或指定的律师， 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依法与犯罪嫌疑人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主要涉及会见的启动、程序、会见的场所与环境、会见的行为约束，会见人数、时间、次数、会见活动的记录固定；以及羁押机关在会见过程中的职责、特殊情况下的会见、会见同案犯问题、救济问题等等。 　　我国关于律师会见主要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条款， 以及部分规章、司法解释之中。其中《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规定了在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受理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则规定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 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应经侦查机关批准等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公安部《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也对律师会见的案件范围、时间、地点作出了补充规定。 　　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则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被监听。”对此，实务部门将其归纳为“不受监听、不限次数、不需批准”，被认为是强化律师执业权益、解决律师会见难题的一大举措。但实践中法律的实施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会见的启动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刑事诉讼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会见如何启动缺乏明确的规定。律师会见难问题首先就体现在启动难上。 　　《刑事诉讼法》在辩护与代理一节及第九十六条对委托律师作了规定，但并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家属进行委托律师。部分侦查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家属代为委托律师无效，也就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虽然依据六部委《规定》第十条对第《刑事诉讼法》九十六条的扩张解释以及《公安部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第七条，侦查阶段可以由犯罪嫌疑人亲属代为聘请律师。但新《律师法》仍然只规定律师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对于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委托没有规定。 　　笔者认为，赋予家属委托律师的权利，旨在保障刑事诉讼中会见的顺利启动，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的需要。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通常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与外界接触，同意其亲属代为委托律师能够在第一时间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如果要求必须是犯罪嫌疑人本人委托，势必需要侦查人员或羁押机关从中协助转达、推荐等等。而侦查机关在犯罪嫌疑人被首次讯问及采取强制措施之时很可能侦查尚处于前期工作，客观上侦查任务繁重，主观上也很容易存在抵触律师的想法。均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不能及时委托律师并获得律师法律帮助。因此，坚持贯彻六部委《规定》，并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予以落实确定，才能使新《律师法》得以充分贯彻，切实解决会见启动难问题。 　　与此同时，侦查机关及羁押机关应建立起向委托律师、律师协会及时转达犯罪嫌疑人会见要求的机制，并通过一定的备案制度予以监督。 　　二、会见的程序问题 　　依据新《律师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以下简称“三证”）， 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即律师会见无须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实际上《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阶段非涉密案件的会见本来没有加以限制，但司法实践却普遍异化执行，侦查机关安排成为侦查机关批准。本款规定实质上是将司法实践中异化了的规定回归现行立法的本意和原貌。 　　但实践中仍然存在难点：一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仍需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或者变相批准。在新《律师法》已经出台，但没有新的实施细则指导的情况下，实践部门如部分看守所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仍然不认可律师凭“三证”会见，仍然要求侦查人员批准、认同或者“通知”。二是不同部门的不同要求导致会见不能。在看守所坚持要执行老规定的前提下，侦查机关普遍坚持实施新《律师法》之规定，即在侦查阶段拒绝继续对会见进行批准、认同、通知。致使律师在要求会见时两头受堵，侦查阶段会见权无法保障。甚至处境比新《律师法》出台前48小时内得以安排会见的现状更为不利。 　　除了涉密案件外，律师的委托不受侦查机关约束，但对于律师委托的审核依然是必要的。该工作原一直由侦查机关来承担，经过侦查机关把关，看守所只需要形式上审查。但律师凭“三证”既可会见，侦查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