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检疫的案例.docVIP

植物检疫的案例 外来有害生物随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传播给人类留下了不少的历史教训。 １８４５年发生在爱尔兰的马铃薯晚疫病大流行，就是突出的一例。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晚疫病病原也发生在南美洲。它可以在马铃薯块上过冬，一遇上气候适宜，马上就生成大量的菌丝体，造成马铃薯腐烂，同时生成孢子再次侵染。马铃薯由于品质优良，十分适合人们食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它被大量移植到欧洲和北美，并很快成为人们的主食。特别是在爱尔兰，马铃薯更是大量种植，几乎成为当地唯一的粮食作物。引种初期，尽管晚疫病造成马铃薯几度减产，但由于人们对发病原因一无所知，也就归于天命，虽也撒些草木灰加以防治，但终不能解决问题。１８４５年，从马铃薯出苗后就遇上了连雨天，正是适合晚疫病菌繁殖的气候条件，只见马铃薯的叶子全长上了一层白霜，没等到收获，马铃薯就全部枯死了。当年爱尔兰人由于缺少粮食，病饿而死的不下１００万人，有几万人陆续逃往美国。欧洲其他国家当年也是晚疫病重发年，由于没造成绝产，而且对马铃薯的依赖不如爱尔兰人大，状况稍好些。 造成另一个悲剧的是棉红铃虫。它是世界六大害虫之一，是１９世纪末首先在印度被发现的。通过棉花贸易于１９０３年和１９１３年先后传入埃及和墨西哥，美国的棉红铃虫则是１９１７年由墨西哥传入的。从１９１１―１９３５年，由于许多国家从埃及引种长绒棉的种子，而使棉红铃虫得到了迅速地扩散和蔓延。到１９４０年，该虫害已侵入到全世界７９个植棉国家中的７１个，其中包括我国。棉红铃虫造成棉花减产的损失，约占正常年景产量的１/５-１/４，中美洲一些国家损失更大，高达１/３-１/２。埃及棉花的产量由原来的每公顷５７０kg，１９１６年已降到３９０kg，从１９０４―１９２０年，年平均损失棉花一半以上，因品质下降，价格下跌的损失，更无法计算。 甘薯是人们喜欢食用的粮食植物，既可作粮食食用，又可作工业原料，原产于美洲。同时易产生甘薯及甘薯黑斑病，在亚洲首先传到日本，日本育成的“冲绳一号”薯种，是个易感甘署黑斑病的薯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把这个品种向我国东北地区推广，随着日军向我国华北等地的侵占，甘薯黑斑病也随之向全国扩散。扩散到新区的头几年对作物的危害并不明显，由于“冲绳一号”出粉率高，农民还是愿意种植。等到病虫害发展到一定程度，减产已经严重时，再想改种其他品种为时已晚。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甘薯黑斑病的防治十分重视，曾列为全国十大病害之一，逐渐改换其他品种，疫情虽有所减轻，但至今仍无法根除。据１９６３年调查，全国２３个省市估计每年损失鲜薯仍在５００万吨以上。另据河南安阳、信阳两地区和安徽北部两个县统计，因喂食病薯，曾有上万头的耕牛中毒死亡。可见近半个世纪此病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严重。 由此可以认为，在科学技术尚未根本消灭这些有害生物之前，只有采取强制性的法律手段防止外来危险性有害生物的越境传播，才是减少灾害的可行办法。据资料记载，法国里昂地区在１６６０年首先制定了铲除小蘖并禁止其传入，以防止小麦杆锈病的法令。法国基于引种美国葡萄枝条导致葡萄根瘤蚜蔓延，使大面积的葡萄园被毁的惨痛事实，于１８７２年率先颁布了禁止从国外输入葡萄枝条的法令。１８７３年俄国加以仿效。到了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本国农牧业生产，使其免受外来病虫害的危害，已普遍为众多的国家所采用和接受。 有些外来的植物疫情，如毒麦、假高粱、豚草、阿米草、曼陀罗在超量的情况下，也会造成严重的人畜中毒后果。另据国外报道，关于杀人蜂、螺旋蝇以及许多疫病媒介昆虫如库蠓类等，由于其对人类安全构成较大的威胁，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许多动植物的检疫问题，或因疫病的突发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有时还惊动了政府首脑出面解决。 入境动植物检疫通过其宏观调控作用,防止由于外来疫情的侵入而出现正常动植物的生物失衡，从而导致疫情大流行的严重后果。专家估计，我国７０年代发生在林业上的检疫性病虫（美国白蛾、松材线虫、松突圆蚧），其损失远远超过了大兴安岭１９８７年发生的森林火灾。我国为控制以上新传入的外来疫情，阻止其扩展蔓延，进而达到根除的目的，每年投资数百万元资金。与此同时还需警惕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可能引起的环境污染以及对有益昆虫――害虫天敌的伤害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后果。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动植物（包括昆虫、微生物等所有生物种类）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保持生态平衡，如一旦有外来的病、虫种类被人为地传到新的地理区域，特别是对于现代化的农场，那里集中种植数量巨大的植物群体，由于新的寄主作物缺乏抗性，加之当地又没有外来病虫种类的天敌，其结果会形成毁灭性的疫情流行灾害。美国的葡萄根瘤蚜传入欧洲、美国的松材线虫传往日本所发生的后果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农产品的生产安全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密切关注的问题。植物检疫作为预防性植物保护措施已被世界各国政府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