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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旅客运输航班延误及其法律责任初论 蔡东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远程客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航空运输，而国际远程客运则几乎完全是航空运输的天下。近年来，我国航空旅客运输引发争议最多的方面无疑是承运人的延误及其法律责任的承担了。[1]我国《民用航空法》第九章（公共航空运输）有着浓重的《华沙公约》体系的痕迹，除责任限额有所不同外，其余几乎都能在《华沙公约》体系内找到对应的条款，因此就航空运输延误的法律问题研究，国内运输与国际运输其实并无本质区别，本文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亦不作国内与国际的刻意区分。从民法角度而言，航班延误可归属于履行迟延的范畴，对于契约的履行迟延问题，无论是法律规范本身还是法学理论，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论述。然而，基于航空法发展的特殊轨迹，[2]对于航班延误概念本身、其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责任限额适用等诸多与司法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都尚有不少研讨的余地。 一、航班延误的界定 在我国现行《合同法》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的前提下，一般合同法意义上的履行迟延即是指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到来时未能按期履行债务。[3]债务已届清偿期，是构成履行迟延的前提条件。如果合同对给付约定了确定期限，那么债务人自期限届满时起负迟延责任；如果合同并未约定明确的履行期限，那么债务人于债权人得请求给付时，经其催告而未为给付，自受催告时起负迟延责任。[4]一般而言，航空旅客运输都有机票作为运输凭证，机票对航班号、航班时间都有所标注。那么，机票所标注之航班时间是否即为合同约定的承运人履行给付、乘客接受给付的时间，从而班机未能按时起飞即构成航班延误呢？ 无论是《华沙公约》还是我国1995年颁行的《民用航空法》，均未对航班延误本身作出定义。[5]就1999年通过的《蒙特利尔公约》，[6]在其起草过程中，专家小组曾在公约草案的第18条第2款对延误进行了表述:“在本公约中,延误是指综合所有有关情况,在可向一个勤勉的承运人合理期望的时间内,未将旅客运送到其直接目的地点或者最终目的地点,或者未将行李或者货物在其直接目的地点或者最终目的地点交付”，但最终因缔约国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删除。各国航空公司间的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于1972年制定的、为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普遍采纳的《旅客、行李运输一般条件》规定：客票是承运人在客票上写明的旅客之间存在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承运人承担义务尽最大努力合理地迅速运送旅客和行李，但是在航班时刻表上或其他地方所显示的时间是不能被保证的，它们不构成该合同的一部分，承运人未遵守注明的时间不构成违约；定期航班不经事先通知即可改变；承运人不承担航班衔接的责任。[7]这些条款表明，IATA认为，机票标注的航班时间并不对承运人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承运人所应尽到的义务为“尽最大努力合理迅速运输”。目前我国航空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对此基本予以认同，从而将航班延误与误点作了区分。例如，赵维田先生即认为：一般地说，华沙公约第十九条意义上的延误，不是指航班的具体始发或抵达目的地时间上的“误点”，而是指旅客或托运人选择空运这种快速运输方式所合理期望的期限。[8]更有学者认为，在判断是否构成航空运输延误时,绝对不能单纯地以票证上载明的时间作为约定的运输时间,票证上载明的时间并不当然地成为运输合同的内容。[9] 笔者认为，对于航班延误本身与何种情况下须承担因延误导致的法律责任两者应当予以区分。延误是一个事实问题，承担履行迟延的违约责任与归责原则密切相关，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在一定情况下即使发生航班延误的情况承运人也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便认为该种情况即不构成公约或者国内法意义上的延误。机票标注的航班时间，无疑构成了旅客对承运人履行合同义务时间的合理预期，理应作为判断承运人是否构成航班延误的依据。我国《合同法》第299条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对该条文进行文义解释，未能按客票载明的时间运输旅客即构成了迟延运输，这对于判断空运航班是否构成延误本身，亦应适用。 当然，与我国《合同法》确立的无过错归责原则不同，国际/国内航空法普遍采取了过错推定原则。《华沙公约》第19条规定了“对于航空运输中延误所引起的对旅客、行李或货物的损失，承运人应负责任。”第20条规定了“凡承运人证明，他和他的受雇人或代理人为避免损害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类措施者，他就没有责任”。《蒙特利尔公约》第19条、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26条采取了相同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航空法上要求承运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延误仅指“不合理”的延误。但是即便如此，“合理”的延误也是延误。尽管机票只是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订立与合同条件的表面证据，但在机票注明了航班时间的情况下，又有何依据将其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