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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平谷二中九年级语文上册《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教案1 北师大版 二、作品作息 这篇文章选自1997年3月5日《人民日报》。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邓颖超观花后三次口述，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录下来。这是一篇追忆性的文字，由西花厅的海棠花触发对过去有关人物和事件的回忆，把已经逝去的情景再现在我们面前。文章朴实自然，情真意切。 三、相关知识 《周恩来传·革命婚姻》摘录 在这个时刻（指1925年在广州），坚定的小小的热情洋溢的邓颖超再一次闯进了周的生活（这是他们四年多以前在周乘船去法国时分别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她是作为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天津来的，她在政治上的双重选择比周做得更加出色——共产党人都被要求作这种双重选择。但是在他们的私生活中是没有双重选择的。几天之内，他们就悄悄地、毫不张扬地结婚了。他27岁，她21岁。 对他们两人都重要的是，当许多中国人仍然遵从他们父母的安排而结婚时，他们则是自愿地，热情地和不受别人支配地互相选择的。他们免除了正式的婚礼，但当着朋友们的面重述了进步同志们所说的“八个互相”，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相照顾、互相信任和互相谅解。正如情况所证明的，他们是少数几对能遵守誓言的共产主义夫妇中的一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在中国公众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和最持久的婚姻。这是具有信念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相似出身与相似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终身结合。 邓于1903年或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虽然她的父亲原本来自南方的广西。像周一样，一位中国的传记作者说她出身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突然去世了，所以邓又像周一样，缺乏一个父亲般的人，在青少年时期依靠一位与她同性的长者。她是独生女，是在母亲十分严格的管教下成长起来的。她的母亲是一位有教养和有决心的妇女，在显贵人士的家里当家庭教师，后来周也可能受到她的影响。母女两个移居到天津的法租界，在那里，邓的母亲靠她当家庭教师的薪水，使她的女儿受到了相当好的教育。 1915年，邓进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聪明，但并不突出，在学校里常常名列前十几名。她活跃，雄辩，开朗，具有坦率和开诚布公的性格，据说这是中国中原人的特性。 在12岁尚未成熟时，她就参加了反对日本人向中国提出要求的学生运动。她后来说，她在两年内就“完成了学校布置的整个八年的学业”，但由这种努力带来的疲劳，使她最后得了肺结核。“我最感兴趣的课程是地理、历史、音乐、物理和中国语文。我不喜欢缝纫。” 在离校前一年，她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邓回忆说：“我们把男生和女生分别组织起来，因为要他们一起行动太难了。我们的组织是女界爱国同志会，我们同男生们合作，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但邓在晚年承认，作为学生，他们的某些行为太过火了。“要在情绪激昂的情况下学习是不可能的，而抗日情绪是如此之高，致使我们赶走了一名日本教师，并毁掉了他的教科书。我现在认为，这一行为是不正确的，因为要同日本人斗争，我们就必须学习日语！” 1919年秋天，“觉悟社”成立了，这就是这对未来的情侣首次邂逅的地方。一位中国作家解释说：“当时，周恩来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小伙子，而邓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姑娘，她活跃在几乎所有的宣传和示威游行活动中。在社里的经常接触，使他们的相互钟爱之情不断增长。” 1919年10月，在天津，这对情侣又站在抗议的最前列。邓承认，他们使用书本里的一切计谋来鼓动革命。“我们激励人民来拯救国家，推翻那些出卖中国的人。我们一边说一边哭，听众都被感动了。”邓还领导一个讲演团，他们到处奔走，散发激进的学生报纸，其中包括周所编辑的报纸。1920年夏天毕业以后，邓加入了北京一所私立学校的教师队伍。她未能出国去同周相聚，因为她的母亲失业了，她必须供养她。 据说，是邓首先爱上周的。一位后来对他们两人都很了解的德国女人王安娜认为，邓相貌平常，因此，周明显地看重“她的内在品质更甚于她的外貌”，但那是在长征之后，长征使她大大地见老了。 邓后来反省说：“我一方面痛恨旧式婚姻，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所谓自由恋爱的思想。”她感到，年轻人对这些事情了解得很少，所以很难结成美满的现代婚姻。“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当时周恩来和我只是好朋友。我只有17岁。” 她去教书是出于需要。她希望在银行谋得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所以她晚上去学簿记。正如她三年前在天津的学校里一样，由于过度疲劳，她的身体又一次垮了，因此她不得不放弃她的学业，而没有取得从事银行工作的资格。在北京呆了两年半以后，她返回天津，在一所小学里教书。 到1923年，她早已接受了共产主义。她同周一起，已经成为二十个天津学生领袖之一，他们定期集合在一起讨论俄国革命，并且受到北京共产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的很大影响。中国的年轻妇女在过去受到很大的压制，因此西方的政治思想对她们具有特殊的意义。自由和平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