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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或是解决就业问题良机 金融海啸肆虐有段时间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是“谈啸色变”。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许多以前并未察觉到的问题。 　　祸起大洋彼岸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影响各行各业，更为头疼的是它致使原本就严峻的就业环境雪上加霜。　　事实上，很多国家老早就意识到就业才是国家的关键所在，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他们将国民的就业率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施政的落脚点就是就业问题。所制定的其中一个移民政策是，允许你移民到他们国家，条件是你要在本国投资并带动2-3个人就业。 在中国，农民有地耕就当成是就业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现在一谈到需要解决就业的人群，就是大学生和外来工，这两个群体加起来最多也只是1亿左右，其他9亿农民并没有受到就业政策的眷顾。　　受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粮食价格低贱等方面的牵制，大批农民放弃从农，而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他们认为出来打工比在乡下耕种要好得多。农民也是国民，应该同样享受平等的就业待遇，而不是忽视他们。在国民平等问题上，要逐步废除南北差异、东西差异、城乡差异、身份差异等方面的政策失衡。 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令多少企业、工厂接连倒闭和破产，波及工商业、加工业、作坊工业等。于是意识到，工商业才是提供就业渠道的主要和正确的场所。　　过去就业范围很狭窄，要么是机关干部，要么是国有单位职工，或者是为机关服务等不创造实际财富的岗位，这些就业实际上是一种无效投资。　　使投入有实际产出，就业的有实际收入，有效投资而带来有效就业才是正道。有效投资就是要摒弃不切实际或低回本的投入，而将资源更好地进行利用。 如可以更多地参与生产建设，投资能产出的实务经济，服务业、农业、商业等等。应对能够满足国民实际需求的可以不断产出的产业进行投资，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尽早放弃诸如形象工程等虚表繁荣的投入。　　企业作为国家资本汇聚和民生就业的初始门路，越是危机时刻越应该给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越应该保护企业，放宽限制，让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支持国家财政和民生保障，减轻国家在民生问题上的负担。通过多项扶持政策，让更多的企业得以存活，让资本回流，该产业化的产业化。　　这次被比喻为灾难的金融海啸，也并不是特别可怕。它让我们在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欣喜不已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许多不合时宜的体制都显露出弊端来，阻碍经济改革的发展，拖拉贸易开放的后腿，限制的条条框框成了本次解决金融危机的桎梏。 中国应该趁这个良好机遇，发现问题后懂得分析和解决，把握经济转型的方向，果断地采取措施，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让财富充分涌流，以减少金融海啸带来的危害。 “七匹狼”： 劳动成本 环境成本 融资 汇率 外部需求 原材料 外部冲击 解决新一代农民工就业需要新思路 农民工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随着时间推移,生活中我们相仿的第二代八零后和第三代九零后农民工将逐渐成为打工者的主体。和他们的父母相比,他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梦想。正因为这样,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把土地当作自己的退路,也不再把打工看作种地之外贴补家用的一项额外收入,他们开始规划自己的打工生涯,并希望能融入城市,走出农民工这个身份模糊的地带。 这些年轻人的期望,并不是非分之想,应该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符合中国经济调整、转型、提高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农民工的内在需求和中国经济的外在要求结合起来,顺利完成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劳动者的转变？显然,这场变局不仅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跟上经济转型的脚步,更需要政府用真正严肃的目光来考量这些农民工的未来,在农村教育、城市发展、户籍管理、医疗养老以及各种公共服务等方面,通盘考虑,采取主动应变的措施。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确实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加高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相反,无论是农民工输出省份还是输入省份,都应该建立更高层次的沟通和协作,建立统筹规划的制度框架,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未来中国经济想要跃上更高的台阶,就必须要把农民工从各种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 打开中国民间投资的玻璃门 资料：金融危机中的4万亿投资受益者？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报道全球商界领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关注最多、讨论最多的经济话题。这些话题将决定全球的经济走势，也将决定你我未来的生活。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当前糟糕的经济形势，那就是现在没有人敢消费了，也没有人敢投资了。消费和投资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更是现在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快速复苏的两个翅膀。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采访时，我一直想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