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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愈看唐代文官生存状态：买房不易租房多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後、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於此，本文拟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後，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７８５－８２４年）期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後期，？quot；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1]。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 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後，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2] 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於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形式上中央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杀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quot；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3]；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