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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本书，行万里路 | [] [] +? 读一本书，行万里路 +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思谁都明白：要读很多书，要旅行很多地方。然而，我在十多年前却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别一种感受：读一本书，行万里路。要读明白一本书，居然需要行万里路？ 我说的这一本书，就是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41―― ）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滨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杰姆逊的唯一没有英文原本的中文著作、他于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录。书刚出来，我就买到了，但当时真的没有看“懂”。忽而意识形态忽而语言、没有体系而只见零散片段的拼贴，零零碎碎，云里雾里。怎么回事？当时对“体系”情有独钟的我辈，不能理解这匹“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就成了这类不知所云的断简残篇？在那时，国内学界兴起一股生命美学与体验美学热潮，把人的生命、感性生活、深层体验放到审美、艺术和美学的第一重要地位上。其缘由是多重的：第一是由于“文革”年代对个体生命的忽略和压抑而造成巨大反弹；第二是伴随物质生活变化而生成的自主的精神生活需求；第三正是随着西方文化重新开放、从这种开放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撑的个性自由与自主冲动。那时人们用作有力支撑的重要根据之一就是：“当前西方美学正是这样的！”在那时的我和其他不少同辈人的想象中，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柏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正如日中天，他们的注重个体、生命、感性和体验的美学思潮正是西方美学的主潮。而有这个视野看杰姆逊，确实就显得不伦不类了，像看一个“四不象”怪物。 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但我与这本书的缘份没有尽。1988年8月底，当我怀着对未来的激动与不安心境，登上飞往伦敦的飞机、去牛津大学做一年的博士后研究时，碰巧就带上了这本书。因为，我要去的牛津大学正有位与杰姆逊齐名的英国“西马”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博士，他将成为我的指导教师。于是，尽可能熟悉一下“西马”是必要的。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会在牛津遭受到一种意料之外的“语言论震惊”，而正是这种“震惊”把横亘在我与杰姆逊的书之间的遥远距离大大缩短了。 9月是牛津一年中的黄金季节。太早了乍暖还寒、再晚些又阴冷，加上时常阴雨连绵。而此时，蔚蓝的天空、温暖的气候、纯净的空气、古雅的中世纪建筑、小巧而精致的城市，都让我感到新奇和激动。我落脚在牛津大学的林纳克学院（Linacre College），学院负责注册、提供食宿条件，而在专业上我又属于英语系。牛津大学由数十个独立的学院组成，散落在牛津这座著名大学城的各个局部，而“大学”本身不过只是一幢并不太起眼的楼房而已。你到了牛津城，无法找到“大学”，因为你置身在城市本身就置身在大学中；你只能找到一个个学院，它们俨然就是大学本身，就组成了牛津城本身。大多数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堂。放眼牛津城，一个个教堂的哥特式尖顶清晰可见。一座教堂就可以代表一个学院。牛津，俨然完全是个教堂城。只是不巧的是，我所在的林纳克学院年头不长，没有教堂。牛津城为了保护古建筑及其古雅风格，严禁修建高楼。据说，化学系实验室算是全城最高的楼房了，它也只不过大约五层楼高而已。古老的就是好的，这是我到那里后的鲜明印象之一。 放眼牛津城，一个个教堂的哥特式尖顶清晰可见 我所在的林纳克学院年头不长，没有教堂 好奇的我选修了一些文学理论课程，如“当代文学理论”，有时还去旁听哲学系、政治系等的课程。让我吃惊的是，这些不同系科的课程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语言”和“语言论转向”等问题。而我在国内时所以为热闹的“体验美学”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最让我奇怪的是，我的指导教师、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博士自己开设的课程，竟大谈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诸如话语、文本、修辞、话语实践、权力关系等屡屡脱口而出。他的课每次都在大型阶梯教室开，而且总是满座。去晚了，常常没有位置。同时，他还在周末主持讨论班“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也引来满堂参与者。听他讲课，似乎已成了那时牛津大学文科学生们的一种学术时尚。他几乎每次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夹克前来教室，上课时脱掉它，只穿薄薄的毛衣，神态潇洒。他总是略带着微笑，风度自然而优雅，语调幽默，不时引发学子们会心的微笑。顺便讲，他的书房的显要位置，摆放着一张他身着中山装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的照片，那是1984年国庆节他访问时拍摄的。他很珍视这次经历。 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目睹学生们热烈而虔诚的听课神情，我不由得想，原来风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文革”等种种原因的糟蹋，到80年代时已经遭受到空前严峻的“信仰危机”了。不少人（包括中青年和老年）都在怀疑和思考：马克思主义还有魅力吗？它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