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研究综述.docVIP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徐杰舜、吴政富 ? 【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概述，内容涉及从先秦到国民政府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信息，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不足。 【关 键 词】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徐杰舜，吴政富，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徐杰舜，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历代民族政策，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有关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研究方法。本文仅就接触到的有关论著，摘其要点，按朝代进行概述，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继续探讨。　　一、先秦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近十年来，关于先秦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成果主要有：田继周的《夏商周王朝和“诸夏”的民族政策》、《先秦民族史》、龚荫的《先秦民族政策概说》、郑文的《夏朝民族政策探微》和刘本军的《论西周的民族政策》等。　　关于“五服制”中的“要服”与“荒服”问题。除刘本军之外，其他作者都把“五服制”中的“要服”和“荒服”作为夏商周的主要民族政策。如田继周认为，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是夏、商、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政策之一[1]。郑文认为：夏的五服制是两汉及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羁縻政策的雏形，“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即为其羁縻政策的最初表现[2]。而刘本军认为，在西周民族政策的研究中，民族史学界存在着一个误区，即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五服制”认为是最能体现西周民族政策的一个关键。并指出，西周历史上只有“三服制”，而没有“五服制”，而且“三服制”是针对西周诸侯服事的职贡而言的，与西周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无关。因此，在论述西周的民族政策时，应当排除“五服制”的干扰[3]。　　关于夏商周的民族政策。田继周认为，夏、商、周王朝对“四夷”民族集团主要采取的政策有安抚、文教、羁縻和扩土、征讨[4]。龚荫则分别归纳和论述了夏商周的民族政策。龚荫认为，夏的民族政策主要有：联姻、五服、怀柔、贡献、讨伐。夏开创了联姻、五服、怀柔、贡献、讨伐等民族政策之先河。而商朝的民族政策主要有：商服、封侯、联姻、贡纳、征伐、赎免。周的民族政策主要有：联姻、监控、封赐、服朝、贡献、俗治、征伐[5]。郑文在《夏朝民族政策探微》一文中，对夏朝的民族政策归纳与龚荫基本一致，但郑文还认为，夏朝的民族政策在时空上产生了强大辐射和向心作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周边民族的内聚；夏的民族政策是其维系与周边民族亲疏关系的重要纽带；夏朝的民族政策为奠定夏民族的凝聚核心地位创造了一定条件；从夏的民族战争结果看，其战争政策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另外，郑文认为，夏朝民族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从其政策导向功能来看，以“大”和“王天下”为目标，具有明显的外向和扩张性。（2）从其政策的协调功能来看，具有二重性和兼容性。（3）从其政策的控制功能来看，具有神权化、等级化和间接性、过渡性[2]。　　二、秦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秦代的民族政策。龚荫认为，秦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先秦诸王朝实行民族政策的总结和发展，秦以后，历代实行的一些重要民族政策都是基本上由秦的民族政策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6]。　　关于西汉的民族政策。田继周认为，西汉的民族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1.西汉初年实施“安内和外”与“和亲”政策。2.汉武帝时实施征讨匈奴和向四方民族地区拓展的政策。3.汉昭宣帝及其后继者实施与民休息和对四方少数民族采取安于现状以和为主的政策方针[4]。李三中认为，汉初的民族政策由两部分组成， 即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与对南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认为“和亲”与“安抚”不仅在封建社会中是合乎时宜、行之有效的，而且其中某些有效的成份，至今仍含有积极的因素[7]。关于汉武帝的民族政策，刘厚琴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其中不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认为“汉武帝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政策基本上是征服和同化政策”[8]。而赵娜、赵国用则完全否定了汉武帝的民族政策，认为：汉武帝开拓边疆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汉朝长期以来的威胁，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汉武帝发动的一系列的战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破坏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发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不足取的[9]。　　关于王莽的民族政策。汤夺先认为，王莽的民族政策带有大民族主义和歧视色彩，激起了周边民族的反抗，结果又加速了新莽王朝的灭亡[10]。莫任南认为，王莽对匈奴的民族政策没有“割断匈奴国家奴隶来源”，实无“进步作用”可言[11]。　　关于东汉的民族政策。田继周认为，东汉的民族政策主要为：1.东汉初期采取息事宁人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