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新闻考研】电视引起了我们生活的革命性变化.docVIP

电视引起了我们生活的革命性变化 ----------------------------------------------------------------------------------- 陈力丹 2006-01-14 11:13:21.0 我面前摆着一本新书，约书亚.梅罗维茨著《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它把我的意识带回到了我的童年。 对最近一二十年出生的一代人来说，电视的存在是当然的事情，在电视机前，他们“胸怀世界”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而像我这样出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一代人，恰好经历了我国大众媒介形态从报纸到广播，从广播到电视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我幼年时住在北京朝阳门内的城墙根下，留下的唯一画面记忆，就是清晨和黄昏成群的小鸟盘绕着高高的朝阳门城楼飞翔。家里除了《人民日报》，最重要的媒介就是那架每天早上父母必听的黄颜色木壳的收音机。我不识字，从《小朋友》上看到的画只是鸡啊狗的，但我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外国”，由于那时冷战的背景，我脑子里的外国完全等同于苏联，偶然在街上见到外国人，就会追着喊：“外国人、苏联人”。 1958年5月1日下午，我到父母所在地图出版社食堂玩，一群男孩子站在吃饭的方桌上正在好奇地观看着一个闪亮的东西，我也爬上了桌子，挤进去观看。一个很小的屏幕正在播放着电影《无名岛》。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小电影１我脑子里立即得出了这个概念，因为我看过电影，这个参照系与此最接近。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这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中国最早的电视观众。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北京总共只有大约200台电视机，出版社的那台电视机是那个我见到的苏联女专家个人的，放到食堂让大家观看。我看到的尚不是“北京电视台”（即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前身）5月1日第一次播出的节目（正式播出时间是晚上7点），而是播出前调试时找的片子，《无名岛》是那年出品的一部新电影。 然而，作为社会中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孩子，那次看到的电视只是我脑海中的一个记忆。我第二次看电视，已经是1965年了，那时我读初中，中学附近一个居委会在临街的房子里安放了一台电视机和几排长椅，我花五分钱买了张票，晚上进去看过一次电视播出的黑白电影。第三次看电视，已经是1976年初，因为大家都要看周总理逝世追悼会的场面，北京大学里仅有的几台电视机搬到了校园露天播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新一代人接触的主要媒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电视逐渐成为第一大影响受众的媒介形态。我的女儿几乎可以说是伴随着一长串叫得出名字的电视节目长大的，她的视野、观念和行为与我童年时代的情形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当我们埋头研究、策划一个又一个具体电视节目的时候，可能考虑了许多如何争取观众的策略，也许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如此日复一日地工作中，你真地理解了电视这种媒介形态吗？我们每天正在做的电视工作如何改变着社会建构和人群间的关系，以及人的观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过：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电视需要电视工作者来深刻理解，对它理解得深刻一点，我们的工作也就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自觉。在这个意义上，谈一谈电视如何引起我们生活的革命性变化是必要的。 重视电视媒介形态带来的社会变革 印刷媒介的出现是传播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但是由于获得文字知识的困难，以及文字本身表达和理解层面的明显差异，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并在这些层次间造成了许多“秘密”：成人对儿童是一种秘密，男性和女性之间是一种秘密，政治、政治家与民众之间也是一种秘密。全知和无知往往构成一种社会角色的互补。印刷媒介主导的传播环境，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自然条件。 当我们关注电视的具体内容时，可能忽略了电视媒介形态本身带来的社会的变革。例如我们不断地讨论电视节目如何防止对儿童造成不良影响，但是电视这种媒介形态无法完全播放只适合于儿童的内容，成人需要更严肃更成熟的娱乐和新闻，而正是成人，又在埋怨电视节目带坏了孩子；许多谈话节目讨论什么样的电视节目适合儿童，而谈话节目本身同样可以被儿童看到，它将成人如何控制他们的秘密也告诉了孩子。电视剧应该怎样编，结尾是大团圆还是坏人逃脱好人受难，无论怎样编排都会遭到不同方面的批评。这些困扰电视节目制作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来自电视节目本身，而是在于电视将所有内容传播给每一个人，这本是电视固有的特征。 电视造成了个人和团体的社会身份（或角色），与电视提供的物理场合的组合，弱化了社会身份和电视提供的物理场合之间的距离。当一个事件或话题经过电视立体化地传播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当春节晚会将十亿观众同一时刻吸引到电视机前的时候，电视越来越多地介入了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中，使越来越的人成为同时观看异地表演的“直接”观众。我们开辟了很多专业频道或专题频道，这可以相对分散观众人群，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