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性自主权理论.docVIP

? 2002年前后，两份主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先后完成。由于梁慧星教授一直坚定的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在他主持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第二章自然人第五节人格权中，没有规定贞操权或者类似的与性有关的人格权。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以下简称《人大草案》）在尊严型人格权中，曾经规定了性自主权，与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并列 [1]，具有较大的理论进步意义。但后来公布的草案中，删除了这一规定，仅在第六十条【禁止性骚扰】规定了“禁止以任何方式对自然人实行性骚扰。” [2]其中原因是“对民法典是否规定贞操权有争议，多数专家认为最好是不规定。” [3] ?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人大草案》使用性自主权而非贞操权这一学术现象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学术事件。起草《人大草案》的学者在起草过程中对“贞操权的称谓”进行了研究，认为最准确的称谓应当是“性利益的自主支配权”，藉此改变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使用并沿用10多年的“贞操权”称谓，转而采用另一中性术语——“性自主权”的称谓 [4]。这是我国民法学界第一次明确的将“贞操权”的称谓改为“性自主权”。从此后的相关学者的学术实践来看，使用中性术语性自主权，很明显的有益于立法表述，是为性自主权真正进入我国民法典草案作出的理论铺垫，深刻的反映了相关学者的用心良苦。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