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一个跨越世纪的误读.docVIP

“康乾盛世”：一个跨越世纪的误读 一、引言 清康熙（1662 -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是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这一时期社会稳定，江山一统，史称“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一般认为，“盛世”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终于嘉庆四年（1799）的乾隆善终。传统上认为，“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继汉朝“文景之治”（历时92年）、唐朝“贞观之治”（历时116年）之后的第三大盛世，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当后世论及中国17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的历史，也就是和“康乾盛世”基本重叠的年代，几乎都认为这是中国一段非常强盛繁荣的时期，甚至一些国外的知名学者（如麦迪森、彭慕兰等）也非常高看中国的这段历史，把200年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的中心。也恰恰是这段时间，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成批的专利发明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西欧的历史舞台。 中国人自己讲盛世已经习以为常，但如果我们抛开“太平盛世”、“国泰民安”这些典型中国式的似是而非之语，采用事实对比的方法，尤其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的视野范围内去观察比较的话，这个盛世似乎就要大打一个折扣。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后退几十年还可以看到，那场把中国带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战争（鸦片战争）就发生在这段盛世之后的仅仅40年，甚至仅仅20年（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那次盛世一直延续到1820年）。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盛世”，仅仅过了20年，就在自己的地盘上输掉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争吗？而且是输给了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国（当时英国人口仅1000余万）？ 这段历史值得重新审视。 二、盛世之“说” “盛世”至少要符合五个条件，分别是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安康、文化兴旺、国力强盛。从近代到当代，涉及康乾时期的历史评价，一般都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这些字眼来概括，认同“盛世”的说法。例如，我国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就认为，该时期我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生产力发展，财政宽裕，居民生活也相对富裕。因此，这个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的盛世。纵向来看，胜过汉唐；横向来看，胜过其他国家。（《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即便人们对康乾时期的闭关自守、轻视科技和残暴专制有所批评，但总是肯定这一历史时期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和民生富裕上的成就。 有意思的是，国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对200年前的中国评价也极高，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成就。 英国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采用相当于今天国民收入核算（GDP）的大致方法，测算了公元1—2003年中国、欧洲、印度、日本及全世界的人口、GDP、人均GDP等一系列经济指标。根据他的名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由828亿国际元增加至2286亿国际元，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由22.29%提高至32.92%；人均GDP则不变，均为600国际元。国际元是麦迪森在研究中采用的一个货币单位，扣除了各国货币在购买力上的差异，目的是为了做国际比较，但现实中并不存在。麦迪森的测算结果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在知识界有很高的引用率。因他的研究，20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的这一说法被广泛接受。国内学者的许多论断，也是建立在麦迪森研究的基础之上。 彭慕兰（美国经济史学家，原名Kenneth Pomeranz,取了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是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他的著作《大分流》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影响，其中心观点是，以往的理论总是围绕“欧洲为什么会胜出”（指欧洲自18世纪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这样的问题，其逻辑起点错了，逻辑的原点应该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胜出”，因为18世纪之前，世界的中心在中国。彭慕兰对工业革命前后的中国与欧洲做了对比研究，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大大领先于英国和欧洲。彭慕兰甚至认为，18世纪的中国家庭，每年消费的食糖都比英国高，家具也比英国家庭多。 历史果真如此吗？ 三、被夸大的数据与事实 说到“康乾盛世”，国内研究往往用“经济繁盛”、“生产力水平空前高涨”等空泛含糊的话语来形容，缺乏可观察的量化事实证明，所以，当麦迪森的数据出来后，立刻被国内所接受。 有理由相信，麦迪森一定程度上扩大了20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高估了当时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按照麦迪森的计算，以今天GDP的口径，17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22%，1820年则达到33%，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年的财富有三分之一是在中国创造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虽然我们无法还原200年前中国实际的经济数据（还原200年前的经济数据南面是一种推论，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历史典籍的可靠性），但可以对比的一个数据是，2010年，美国的GDP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