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二).docxVIP

—  PAGE \* MERGEFORMAT 47 —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二） 第二章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地位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受命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初创时刻，法律援助中心筹备组从最初的四个人（即宫晓冰、桑宁、高贞、毛丽斐）白手起家。我们这些在此之前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知之不多的年青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填补自己对所奉献的法律援助事业的理性认识，充实自己对世界各国法律援助制度产生、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的了解。当然，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逐步加深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要了解它的作用机制和功能，不能不从司法制度的作用、功能说起。司法制度，或曰诉讼程序，是由国家创制用以裁决社会冲突或纷争，保障既定的实体法律得以实现的规范和机制。 　　司法制度或诉讼程序的存在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在于它在程序上的公正性。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尽管它不等同于司法公正，因为后者还包含有司法者的个人因素对理解和运用法律的主观影响，以及司法裁判结果的实体公正。可以说，公正原则是整个诉讼活动的灵魂与核心，它与诉讼活动的内在联系，比之以它与其他领域的行为或活动之间的联系更具有本质性。这种本质联系的内在机理在于：任何社会冲突和纷争都包含着对某一社会公正原则的践踏或扭曲，矫正这种践踏或扭曲社会公正原则现象的最终形式必须借助于诉讼程序，即运用既定法律规定和国家的强制力解决社会冲突与纷争。因此，在诉讼制度和诉讼过程中必须有公正的意识、公正的规定、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力量。 　　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但如加以分析似可以归类为三个方面。其一，司法人员的个人不公。司法人员包括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和诉讼进程中的执掌权利者，法律的文字规定需要通过司法人员的实际操作才能付诸实现。由于法律规定往往具有一定的原则性的伸缩范围，其间主要取决于司法人员对于冲突或争议事实的主观认识和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因此，司法人员偏离公正的原则，就往往导致对事实的准确认定和适用法律的正确把握。其二，司法组织的不公正。司法组织的不公正不同于司法人员的个人不公正，由于司法组织本身与其所在地方之间的经济上不可割裂的联系，或司法组织的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党政领导者的依赖关系，使得司法组织作出对社会冲突或争议的处理意见和裁决时，不能不考虑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因而往往导致产生司法组织的不公正。其三，司法机制缺陷导致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司法机制或制度本身存在缺陷所致。我们所大力推行和实施的法律援助制度，就是弥补司法机制存在缺陷的措施之一。 　　一个国家的司法不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难以简单地用数字表明的。概括地说，它势必破坏司法机关裁决社会冲突纷争的是非曲直和依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直接影响代表国家执掌司法权的司法机关的正义形象，并且往往由此滋生司法腐败，还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纷争的非法律方式解决，从而削弱国家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力度和权威，实际上还会对社会冲突和纷争中的破坏、扭曲公正原则的一方起到鼓励和袒护作用。因此，一切有利于司法公正原则实现的完善制度措施都应该成为司法制度自我完善的应有之举。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政审合一”。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又是地方最高司法裁判官。尽管各封建朝代都有相应的法律，但由于“诸法合一”，“民刑不分”，法律的规定往往不够具体明确，“伸缩性”极大。因此，地方官在“司法”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专断性。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由于没有体现法制文明、民主、科学精神的律师制度，当事人提起诉讼无需借助他人的法律服务，“凡有冤情可直接上告到官府”，可以“拦轿告状”、“击鼓伸冤”。地方官是否公正断案，完全取决于该地方官的个人素质。在封建的诉讼制度中，老百姓能否打得起官司，在形式上与其经济状况没有关系。中国在从传统的计划型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条件下，公民获得公正司法裁判的权利往往与个人的经济条件具有直接的联系。例如，涉及民事权益的纷争需要诉诸法院，寻求法院的公正裁决时，依法需要由提起诉讼的原告方向人民法院先行交付一笔诉讼费。诉讼费用的多少，视诉讼标的大小或案件性质（如离婚案）而定。再如，诉讼的原告或被告，或者第三人，要依法主张自己的权益，就需要聘请有法律知识专长和掌握诉讼技巧的律师提供专门的法律服务，这就需要向律师支付一笔法律服务费。 　　在现行司法体制中，在一般意义上讲，公民占有经济资源的多少，与其能否顺利进入司法审判程序，在司法程序中是否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