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docVIP

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 张明 转自 记录·中国网 /cms/2005/12-9/214344.htm 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间，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为代表的大陆导演相继在国际影展上获奖，台湾的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和香港的徐克、许鞍华、吴宇森、王家卫等人也是佳作迭出，倍受海内外影坛的青睐。一时间，华语电影颇有再现20世纪上半叶鼎盛时期的趋势，与此同时，电视界的同仁们也不甘示弱，纷纷从世界各地举办的各类国际影视节（包括人类学电影节）上捧回记录片大奖，康健宁、高国栋、王海兵、孙曾田、段锦川、梁碧波等记录片编导的名字也开始为圈内或圈外的人所瞩目。 透视这些获奖记录片，不难发现大部分片子的成功是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拍摄取得的，而且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对生活在不同文化地域环境中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记录片创作者的眼光比电影故事片的导演们看得更远，他们更多地把他们的摄影机对准了远离现代文明、生活在主流社会结构以外的边缘人。这些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族群文化、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人类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使得这些记录片同时也具有了人类学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价值。 在这之前，人类学记录片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 一、“人类学”和“记录片”在中国语境的阐释 人类学（Anthropology）,源于希腊文的Anthropos（人）和 logia（研究），意思是人的科学研究。这有一学科在19世纪中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殖民地的开拓，体制形态、文化信仰彼此相异的族群出于增进理解的需要而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1)原始文化和原住民文化是人类学兴起初期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于本学科的不同名称，如民族学（Ethnology）、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在西方学术界，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曾经有过四种不同的观点(2)：一是人类学即民族学两者的意义和范围完全相同。二是民族学为人类学之一部分。1949年前，中国学者吴文藻在《社会科学大纲》（孙寒冰主编）一书中关于民族学的一章即名为“文化人类学”，陈映璜（《人类学》1918）、林惠祥（《文化人类学》1934）等人在其论著中均持此看法。三是人类学为民族学之一部分。四是两者为独立、平等的学科，人类学即一般所说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德、奥、俄等欧陆国家多以“民族学”称之，美、加等英语国家则以“文化人类学”统称，英国则称之为“社会人类学”。费孝通、林耀华、杨等对此也发表过各自的看法。但总体来说，欧陆所称民族学和美英所称文化（社会）人类学都是互通的，其理论方法和对象领域大体一致。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是运用实地考察方法，对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的一种学问。(3)广义的文化人类学涵盖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 在“民族学之父”蔡元培(4)、“中国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吴文藻以及凌纯声、林惠祥、芮逸夫、费孝通、潘光旦等前辈的倡导下，文化人类学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截止到1949年，除中央研究院先后设有民族学组和人类学、民俗学组以外，清华、中山、暨南、浙大、辅仁、台大还设有人类学系，燕京、中央、复旦等十余所大学也开设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课程。院系调整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考古、语言学、体质人类学从人类学中分出另设，而作为前苏联模式的“民族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存在。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林耀华等一批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专家被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民院因此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重镇，然而随后的政治运动和十年浩劫却使这一学科陷入停顿。改革开放后，中山、厦大、北大、民大等校先后建立了人类学系（所），云南大学创办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也成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机构。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有着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近几十年来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实践在客观上已经导致“民族”词义的狭化和“民族学的广义化”，“民族”一词有约定俗成等同于“少数民族”的趋势，有意摆脱“少数民族”羁绊的研究者，则纷纷亮出了超越“民族”二字局限的“人类学”旗号。(5) 无独有偶，“纪录片”一词的含义在中国也经常和所谓的“专题片”纠缠在一起。纪录片，英文为documentary或documentary film，有“文献、文件”的意思。“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制作的影片，称为纪录电影。”（法国《电影辞典》1991）“纪录片，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有说服力的主题，但它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美国《电影术语汇编》）关于纪录片的定义还有很多，但主要以“非虚构的电影”(non-fiction film）为主。 纪录片的历史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