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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劳动者生活状况及其形成机制 　　摘要:随着改革深化,把农户推到市场上,各个农户作为市场竞争的个体而存在,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很快造成农村社区内部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正如陆学艺先生所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农村已形成八大阶层,在其中,农业劳动者仍占多数,而且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在政治地位上,他们都处在农村社会结构的最低层。 　　关键词:农业劳动者;弱势;社会资本;制度变迁 　　一、目前农业劳动者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推至全国,其制度绩效显著,农业连年增收,虽然存在城乡“剪刀差”,但农村人的生存状况较改革之前还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改革初期,由于各方面原因,农村人的主要精力用于如何把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其主要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上,收入差距不大,农村内部的社会分化不明显。但随着改革深化,把农户推到市场上,各个农户作为市场竞争的个体而存在,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很快造成农村社区内部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正如陆学艺先生所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农村已形成八大阶层,在其中,农业劳动者仍占多数,而且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在政治地位上,他们都处在农村社会结构的最低层。 　　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农业劳动者的状况 　　关于制度概念,至今尚未统一。诺思(Douglass North)认为,制度应该被当作是博弈的规则。那么制度变迁可理解为制度变迁的参与者或主体间的博弈或利益分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就是就是如此,各个利益主体,如城市与农村,农村中的强势与弱势的利益分配。城市通过剪刀差掠夺农村;受宗族势力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农村内部形成强势和弱势,而相对于强势来说,弱势权益更易受侵犯,因为强势群体用非制度化的方式获得保护的能力更强,而弱势群体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且现阶段强势群体已形成一种较稳定的结盟关系。[2]调查中发现在九十年代中期,在农村各个阶层中,农业劳动者是收入增长最慢的阶层。 　　 而德姆塞兹(H.Demsetz)认为:“制度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那么制度变迁就意味着,对各种利益所拥有权利的重新界定。在重新界定过程中,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正如郑杭生所言,社会结构的调整,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特别是农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农民负担过重,这些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利益重新界定的结果。这样,就需要对利益受损的制度主体做出相应的补偿,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如取消农业税就是其措施的体现。但是从目前状况来看,此措施并没有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为这点补偿仅仅是杯水车薪。 　　三、从社会排斥理论的角度分析农业劳动者的处境 　　何谓社会排斥?欧盟统计署所给出的定义是:社会排斥是个人或团体被制度性地全部或部分排斥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之外的多层面的、动态的过程。社会排斥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与文化排斥。……某些劣势导致社会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并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的剥夺劣势。而农业劳动者目前就处于经济排斥的困境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农业劳动者所面临的的市场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或者是地区性的市场,这种地区性使得农业劳动者对市场的供求状况和价格变动较为熟悉,而且是卖方市场,他们可以可以就此调节生产。这样,农户在市场中所面临的风险较小。在此期间,一个农户只要勤劳,挣得钱除了供其子女读书和全家日常开销之外,还会有一定结余的。然而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行市场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市场已经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具有全球性。此时农业劳动者,无论是资金、市场信息,还是产品质量方面,在市场竞争中都会处于劣势,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被排斥在市场的边缘,其结果是农业劳动者收入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仅靠农业收入难以维持生存,正如孟德拉斯所言:农户之所以离开农场,是由于农场刚刚维持他们父母的生活,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生存的希望。[4]近年来,大批农业劳动者外出务工,出现民工潮,原因就在于此。而且这时期在外流人口中,很少人能够学会一门职业的,即使进入城市,也难以改变自己被边缘化的地位。 　　四、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农业劳动者的地位 　　研究农业劳动者目前处境的形成,不从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角度去分析,是难以想象的。正如舒尔茨(Theodore﹒Schultz)所言:“研究经济增长而无视人力资本,就等于想不用马克思主义就能解释苏联的意思形态。”[5]舒尔茨在另一篇文章中,将人力资本界定为“人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6]而结合我国农村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