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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架构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已经不能符合农村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农村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需要。本文首先通过对建国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体系的梳理与分析，从总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征性事实，其次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探究了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原因，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分别提出从短期完善修正现有支农政策、中期理顺与开拓支农途径，长期实行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财政支农体系趋于完善等方法入手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中存在的需求大于供给、财政支农体系混乱与财政支农形式单调等问题的对策体系。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财政支农；户籍制度；公共选择 　　 　　一、引言 　　 　　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农村社区内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充足，将为农村建设提供良好人居环境与完备的生活保障体系；相反，缺乏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农村的社会环境与农民生活质量始终不能有效提高，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引导要素资源合理配置，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切实向“三农”倾斜，大幅度增加对农业与农村投入，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如何切实有效地加大向农村建设投入，有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以促进农村基础建设和生产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成为研究农村公共产品建设与农村财政支出领域的热点。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不仅供给总量短缺、总体质量不高，而且供求结构不合理，层次、优化度及现代化水平低，总体功能、效率低，供求矛盾突出，而且，现代公共产品发展缓慢，尤其是城市型现代生活设施发展几乎尚未起步。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城乡差距突出表现为公共产品上的差距。学术界对于当前农村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的供给不足、经济体制不顺与资金缺位的相关研究比较集中。尚长风的文章中提出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力度，通过行政管理制度变迁来改革现行农村行政体系，理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刘更光等人也提出对于现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从总量、结构和责任主体上进行评估，并据此提出了改革财政体制、完善公共选择机制方面的对策。张军与蒋琳琦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发展变迁及演化规律上展开论述，从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演化的制约因素入手，通过比较分析私人模式、民间合作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研究了改革现有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成本，提出通过成本分摊制度创新来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体系失衡现状提供理论指导。杨震林、吴毅在文中提出农民通过某种形式的组织或协会形式，直接参与到公共产品提供的决策中去，从而有效表达自身对于公共产品的选择和偏好。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由政府负责。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公共产品收费的困难，私人投资面临成本大于收益问题，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资源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有效配置，因此需要政府介入以弥补市场失灵。 　　至于非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原则上也需以政府供给为主导。但由于非纯公共产品在收费问题理论上可行，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市场机制，引导私人投资。国家也可以在无法大规模直接向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情况下，采用一定的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自足方式来满足本社区居民基本公共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基本公共产品的国家主导型社区供给模式。另外必须看到，现有国内文献对于部分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理论研究相对缺乏，对于富裕地区农村的公共产品建设及公用设施投资优于落后地区的内在原因分析也相对较少，同时对于整个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构建缺乏一个合理的梯度建设规划，政策建议缺乏地区针对性。 　　 　　二、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变迁与问题——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梳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长期实行两套政策：城市公共产品基本是由国家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有相当大的比重则由农民自筹资金或通过“集体劳动”来解决。虽然国家财政每年都通过“支持农业支出”科目向农业投入大量资金，但大都为政府涉农部门的经费，最终落实到农业和农民头上的经费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费、抗旱费等相对欠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以“支持”二字来界定农业支出，本身就是“二元经济”制度安排下的产物。在这种安排下，工业属全民所有，财政对其支出属于“投资”，农业属集体所有，财政对其支出属于两种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资金支持关系。若财政的城市公共产品支出属于“投资”，而农村公共产品支出属于“支持”范畴的话，这种思路实际上存在着对同样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农民一种身份歧视，甚至有把农民排斥在“国民”范畴之外的嫌疑。长期以来农村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