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面试：中国调整反腐策略 扭转“重受贿轻行贿”局面.docVIP

2015年金华公务员热点时评 中国调整反腐策略 扭转“重受贿轻行贿”局面 金华华图 遏制腐败状况，必须调整反腐策略，从源头上严厉打击行贿。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 当前查处受贿者与行贿者没达到应有比例，让行贿者有恃无恐。 — 河南信阳反贪局副局长刘继明 纠正只重视查处受贿、轻视打击行贿的观念，把重点查办行贿犯罪、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部署推动。 — 最高人民检察院 今年4月下旬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连续两次召开会议，强调扭转此前长期存在的“重受贿轻行贿”局面，将行贿犯罪查办纳入办案重点。为给打击行贿提供更好的法律支持、将打击行贿纳入反腐重心，目前，司法部门也正在研究修改或出台相关法律政策。 行贿不影响人大代表资格 许兰亭最近一次为贪官辩护是去年底吉林原副省长田学仁案。 这起受贿案中，10名行贿人没有一人因行贿被定罪。其中据检方指控，吉林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集团董事长丛连彪曾于2005年11月—2006年12月两次向田学仁行贿20万元人民币、2万美元，2万美元是在迪拜飞埃及的飞机上，而目前在吉林省人大官方网站上，丛连彪仍是省人大代表。 为高官辩护中，许兰亭发现：一起案件中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同时向一名高官送钱，作为受贿方的省部级官员大多被判得很重，但数量更多的行贿者中，仅个别人员被法律追究，刑期也较轻。 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刘继明曾对媒体表示：当前查处受贿者与行贿者没达到应有比例，让行贿者有恃无恐。 江西一名检察官统计2008年1月—2012年7月江西东部某地级市全市、南昌市某区、宜春市某县、赣州市某县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发现，4地5年共立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683起，其中行贿犯案仅41起，占总立案数6%；相比之下，受贿案占比最高。该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查办了大量受贿案，但查办的行贿犯罪案件数却寥寥无几。” 统计还分析了41起行贿犯罪案的判决情况。经撤销案件、不诉等层层程序过滤，最终诉至法院的有20人，6人被判处缓刑，3人免予刑事处罚，仅3人判处实刑，判处实刑数占行贿犯罪立案数7.3%，“由此可见，对行贿犯罪判处刑罚相当宽缓。”该检察官指出。 今年4月，最高检首次公布全国检察系统查办行贿案件的详细情况。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罪5676人，占贿赂犯罪案件总人数的31.4%。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津市一位检察官撰文指出，1983—1992年10年内，日本检察机关起诉受贿案2900件、行贿案3789件。 查办行贿的现实争议和矛盾 “一般来说，一个贪官受贿不止一笔、也不仅来自于一个人，常理推算行贿人应该比受贿人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向南都介绍，行贿犯罪案件查办率偏低，与查办面临的现实争议和矛盾相关。 从立法来看，刑法规定行贿罪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实践中，“不正当利益”和“财物”的规定，影响到罪名裁判。 对此，一位检察官以“办户口”为例向南都解释：为请工作人员更快办手续而送红包，并非“不正当利益”，不属于行贿；如果送的不是实体存在的金钱物品，而是出国旅游、解决亲友工作、提供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也能逃脱“行贿”惩处。“近年的贪腐案件中，更多行贿人立足于长远投资，对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行贿时并不马上提出利益回报，定性为‘行贿’也存在争议。” 许兰亭也指出，受贿和行贿往往一对一发生，查办行受贿案件难以找到其他物证，更依赖于言辞证据。此前，官员贪腐案件查办中也是依靠行贿人揭发举证，行贿人则会被当做“污点证人”给予“宽大处理”。 “人们普遍恨国家公职人员贪腐，反而同情行贿人，认为行贿也是被逼无奈。”何家弘说，以往将反腐重点集中在打击受贿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但近年案件分析显示，有些行贿人为实现目的千方百计设计行贿手段，甚至为官员量身打造礼品，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发起者，“遏制腐败状况，必须调整反腐策略，从源头上严厉打击行贿。” 扭转“重受贿轻行贿”局面 4月下旬以来，最高检连续两次召开会议，释放“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信号。 在4月24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重点查办行贿犯罪电视电话会议上，最高检首次披露贿赂犯罪案件查办的详细情况，明确提出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纠正只重视查处受贿、轻视打击行贿的观念，把重点查办行贿犯罪、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部署推动。 这次会议圈定下阶段打击行贿犯罪的重点为行贿次数多、行贿人数多的案件，行贿数额大、获取巨额不正当利益，行贿手段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案件。会议还要求检察机关统筹查办行贿与受贿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