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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论文,社会学论文论文,论文 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 　1985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姜士彬 (David Johnson)，黎安友 (Andrew Nathan)和罗斯基(Evelyn Rowski)等合编的一本名为《晚期中华帝国的大众文化》 的论文集 ，预示着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研究中国大众文化史的群体已初露端睨。十年来，此一课题的研究显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恐怕可以说继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热之后，大众文化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都会是美国的中国史专家所热衷的主题。虽然这个发展稍迟于美国史学界之于欧美大众文化史，然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却基本上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即由过去对大众文化的三分偏见和否定态度转变到试图揭示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上来。本文便力求从各个角度对最近的重要研究进行一个概括的考察。 　　一、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和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 此种分野在西方学术界拟无 大的分歧，然而对其界定却面临着相当的困难。人们发现很难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找到一个满意的定义。一般来讲，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也有人称之为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大众文化和精英 文化虽性质各异，然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进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的划分的确难以包容如此复杂的文化内涵。研究者容易忽视的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杂志和其他大众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地改变着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的演变之势。以至于今天一些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学者认为现代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是知识分子，因此大众文化的历史便有着必然亦是知识分子的历史的趋向 。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没有现代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以缩小时空，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现得相当强烈，因而大众文化就难免常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胶合在 一起。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影响甚大的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以流行歌 曲(popular songs，或叫大众歌曲)为例，指出了三种类型：1)由大众谱写而 且为大众谱写；2)为大众谱写但不是由大众谱写；3)既不由也不为大众谱写但由于表达了大众的思想和感情而为大众所接受 。民间文化划归第一种类型。这种由大众创造并为大众服务的民间文化便自然成为研究晚期中华帝国大众文化的焦点之一。总之言之，当在讨论文化、特别是对文化进行划分之时，我们必须就所要讨论的对象进行时间、空间和内涵的严格的、仔细的界定，否则便可能陷入混淆、模糊以及无的放矢的境地。 　　大众文化的定义取决于对大众的理解，然大众实际上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政治性词汇，随时代和社会背景不同而时生歧义。由此，在西方大众文化的研究中，便有学者反对使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而主张用平民文化(mass culture)来取而代之，其理由是因为有时高级文化也不乏大众化。平民指传统欧洲社会中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在现代西方则意味着中下阶级和穷人。平民文化则被认为是由无文化的(uncultured)平民所创造的。过去，西方学术界对大众文化（这里指的是平民的文化）大都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其降低了社会的欣赏层次、损害了文明的平衡。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大众文化的存在，人们的格调将会高雅得多 。显然，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实事上，历史上许多由国家发动的对大众文化的打击、提倡所谓官方的高级文化或正统文化，成功者寥寥无几。 　　研究中国大众文化的学者也同样认为大众文化的含义游刃甚宽，正如《晚期中华帝国的大众文化》一书所提示的：大众文化是由非常广泛的现象所组成，从住房到民间宗教，从水利技术到皮影戏 。 姜士彬更是警告，虽然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之概念不可不有，然在使用之时若未意识到它们所呈现的复杂社会内涵，那么只能是把问题搞得更含混不清。因此他试图指出，创造和接受文化的人很难简单地按精英和大众来划分，而应该根据所受不同的教育形成的复杂层次来界定。他提出晚期中华帝国阶层的划分基于三点重要的区别：教育、法权和经济地位。中国的社会分层便按照从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特权、处于主导地位的精英到目不识丁、处于依附地位的普通人依次排列。在其顶端，是受过中国经典教育（几乎都参加过或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那部分人；在底层是文盲；处于中间者是受过 一点教育，但程度各有差异。这上、中、下三层又可分别按其法权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