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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论文,社会学论文论文,论文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 　　回顾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的、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所谓分层，是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也就是说从人们社会地位垂直变化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关系。而改革的本质也是关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变迁，因此，这里研究的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中国是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各地区之间，情况千差万别，社会关系异常复杂。因此，要想在一篇文章里概括出中国社会分层变迁的全面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分析一下，谈一谈主要变化，并对于新近的变化作一点介绍。 　　一、社会身份分层体制的重大变迁 　　如果试图用一句话概括改革20余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那么，可以说，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对于社会分层的理解。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包括财富在内的社会资源都不是人人平均占有的。一些社会集团总是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从现有的制度看，这些属性通常包括：国籍、文凭、证书、民族、种族、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财产制度、所有权制度也是一种“排斥他人”的手段。它规定了财产所有者对于财产的占有，而排斥他人对此染指。社会分层制度的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 　　中国在50年代中期，在城市和农村普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个难题。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如果全体人民中或集体成员中，任何一个人都要求行使财产所有权的话，经济秩序就无法维持。为此，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作为社会屏蔽的基本指标，对于社会群体进行区分。到了50年代中后期，这样一套非财产所有权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制”。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是一些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比如，收入是个连续型指标，它难以区别身份，而职业是个非连续的、异质型的指标，它可以区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领导干部这样的身份群体。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再一个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因此，出生地、户口类别显然是个典型的“先赋”指标。 　　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规的认可以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的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身份制突出，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中国自1979年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身份制开始出现了解体的迹象，身份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笔者试将此种变迁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农民开始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目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按低的估计总数也有大约7000万人到9000万人。农民中还涌现出了一批所谓“乡镇企业家”，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第二，“官本位制”有所变化。随着政企脱钩，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官员逐渐离开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本位等级制度，传统上企业的级别是由政府审定的，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而决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官定的企业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企业，这使得原来官本位的分层次序被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