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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超越·先验·超验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一 我今天报告的标题采用了三个相近、相关的词语，如果把它们回译成德文原文就是：Transzendenz（超越）、transzendental（先验的）和transzendent（超验的）。这是我个人愿意采取的译法。众所周知现在汉语学术的译名有点混乱，有时简直让人不知所从。对于名词Transzendenz，人们没有太多分歧，通常把它译作“超越”，但也有“超越性”、“超越者”的译法，因上下文的不同都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出在另外两个形容词上。人们一般把transzendental译为“先验的”，但也有译为“超验的”；而把transzendent译为“超验的”，但也有译为“超越的”。我这里采取的“先验的－超验的”译法，有韦卓民先生在先，也有庞景仁先生的提倡。[2] 我考虑这几个译名以及相关的问题可谓由来已久，一直在琢磨这几个同根的词语。最近读到王炳文先生翻译的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3]，引起了我的不安，才想起来要发表一点意见。王先生保留了Transzendenz（超越）和 transzendent（超越的）的旧译，但把transzendental改译为“超越论的”；此外还把a priori（通译“先天的”）改译为“先验的”。这种改动在我看来会引起大动乱。我就此问题请教过一些同行，比如倪梁康博士，后者说改得不错嘛，他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一书里就已经这样建议过了；但他也承认王炳文先生此次改动可能过于猛烈。[4]兹事体大了，非一般的译名之争可比。我们中国哲学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哲学基本理解眼看就要动摇了——我们一直都在思想的“先验问题”、“先验现象学”和“先验哲学”之类，现在却成了“超越论问题”、“超越论的现象学”和“超越论哲学”了！这是何等的震动！至少在我，是有一点不知所措了。 王炳文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他这次把transzendental改译成“超越论的”，说是参考了日本学者的译法，也肯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但我仍旧认为理由是不充分的。概括王炳文先生提供的理由，盖有三项。其一、当transzendental与Erfahrung在一起组成词组时（如在胡塞尔那里），译为“先验的经验”就好比“圆的方”或者“方的圆”。其二、通常把Transzendenz译为“超越”或“超越性”，把transzendent译为“超越的”，为什么非得把transzendental译为“先验的”（或者“超验的”）呢？其三、胡塞尔以transzendental一词指称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的、超出自然的世界的、超出生活和科学的自然的实证性的研究态度，故应当译为“超越论的”，如若把它译成“先验的”，就有可能混淆“超越论的”态度与“自然的”态度。[5] 关于第一个理由，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若要这么来想，那么，康德所谓“先天综合判断”也同样是“圆的方”或者“方的圆”—— 哪怕依照王炳文先生的改动，把它译为“先验综合判断”也仍是如此。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字面上的考虑，比较能成立，但也并不能支持“超越论的”这个译法。因为从词源上来看，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的意义是相同的，两者都是从拉丁文的动词transcendere派生出来的，而后者的意思是“超越、跨越、越界”（hinübersteigen）。[6]如此看来，若要统一，我们就得把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一律译为“超越的”，仍不至于推出“超越论的”这个译名。第三个理由涉及义理，我们可以同意王炳文先生的理解，但问题在于：“先验的”一词为什么就不能指称“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的、超出自然的世界的、超出生活和科学的自然的实证性的研究态度”呢？ 至于日本学者的译法，我以为只能作为参考，并不构成真正切实的依据。 的确，如前所述，如果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用法来看，我们似乎有理由把这两个起源于拉丁文动词transcendere（超越）的形容词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统一译为“超越的”。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中世纪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语的，而是在康德哲学以及后康德哲学意义上理解它们的。如我们所知，正是康德首先赋予这两个形容词不同的含义，认为不能把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混为一谈。[7] 另外，至少在康德的意义上，我们在翻译这两个词语时，似乎还不能轻松地放弃“验”这个组分，因为这两个词语在康德那里都是相对于“经验”来说的——尽管transzendental是“先行于”经验，而transzendent是“超出于”经验范围之外。这也正是我依然主张“先验的－超验的”这个译法的原因之一。“先验”之“先”固然没有很好地传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