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到巴斯克去.docVIP

到巴斯克去 佛朗哥去世一年半之后的1977年，西班牙顺利进行民主选举。新的制度只是对自由、对自由选择有更大的保障。并不是说，它能确保一个地区不再遭遇困难。它并不能一竿子立即解决所有问题。可是，越是长期在独裁统治下的地区，他们的期望值越高。制度转型之后，社会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会非常脆弱。 第二共和时期最后走向内战，就和经济危机有关。当时的西班牙经济危机，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一部分，内战中断了西班牙的共和制度。这次，几乎和苏亚雷兹开启政治改革同时，西班牙遭遇又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困难出现在这个时候，怎样处理，成为对西班牙政治改革的考验。 这次经济困难，来自1962年到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发展不平衡。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而政府还没有应对的经验。它的端倪在早几年就开始了。从1973年到1977年，西班牙通货膨胀率一直在 15％居高不下，失业率增加了两倍半。失业人口中，只有一半能得到福利救济。于是，民生困难、罢工增加，西班牙成为欧洲国家中罢工率最高的国家。 1977年第一次大选成功，恰逢西班牙经济困难。虽然经济危机和政治上转型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非常自然地，给了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口实。这是西班牙民主改革很危险的时候。如果因此形成政治上的分歧尖锐化，就很容易把民众往两极拉，出现内战前的政治两极分化的状况。一般来说，在野的反对派出于自身利益，会有这样做的天然动机。可是，七十年代已经不是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政治家，已经成熟了。 苏亚雷兹认为，应付经济困难必须和政治改革结合，要让所有的政党派别，都积极参与应付经济困难，而不要使一部分人成为经济困难的单纯受害者，从而游离于政治改革。他的策略是“政治求同”。 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包括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右翼人民联盟的佛拉加，以及加泰罗尼亚政党（PDC）和巴斯克地区政党（PNV）的领导人，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 苏亚雷兹这一手，独具西班牙文化特色。 苏亚雷兹“政治求同”的一个具体做法，就是“谈”。不谈怎么能求同，求同必须谈。苏亚雷兹擅长的谈，不是政治家们的正式会谈，而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的面谈。这种谈，不能在会议室里，通常是在饭店里、酒吧里。在场的不是秘书工作人员，而是饭店侍者。桌子上不一定有文件笔记，却一定要有香槟葡萄酒。还有，这样的谈没有时间的限制，喝着酒，可以无穷无尽地谈下去。西班牙人，本来个个都是夜猫子。最后，把政敌谈成朋友，把分歧谈成合作。 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 “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所以，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他们甚至总结出经验，“何塞·路易斯之夜”，必须在饭店酒馆这种公开场所，必须随心所欲，没有议程，没有规定议题，没有非要达成的结果。还有，人不能太多，否则气氛出不来。 “何塞·路易斯之夜”是西班牙文化中产生的独特的政治沟通方式，苏亚雷兹首创，在西班牙政治改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这和西班牙文化中的那点天真和骄傲有关。在酒杯前坐下之前，他们就有那点天真和那份骄傲的。酒只是催生了天真的袒露和骄傲的燃烧。葡萄酒只是撕下了政治给人套上的假面具，心中原本有一份拉丁真情。假如工于算计，以计谋为高明的政治动物，喝之前就会撂下那句话：喝酒之后的承诺是不算数的。 这次，苏亚雷兹要防止经济困难造成政治分裂，他干脆把所有党派都请到家里来谈。 10月，他们宣布，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四十页的文件，各党派的三十一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蒙克罗阿盟约 蒙克罗阿盟约的经济部分，是紧缩和节制的计划。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 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用递增的所得税代替间接税，开征新的公司税和财产税。社会保险和政府开支将受议会严格监督。他们还同意，为七十万学生增加新教室，最终目标是免费教育。他们还一致同意把地区性的语言和文化引入学校课程。盟约还包括改造贫民窟，控制城市土地投机，补贴住房。其农业改革计划，是把租地者转变成土地所有者，最终结束佃农。 为此，工人必须接受到1978年工资上涨22％的上限，这意味着工资水平停滞，不再加工资，但是也不下降，因为政府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2％。 盟约的政治部分是一些有关立法的意见，目标是要把政治改革导入法治的轨道，最终实现新宪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正了对公共秩序法的定义，定义为“在自由、和平、和谐地享受民权和尊重人权”基础上的公共秩序。政治改革还包括警察的改造，将民卫队置于内务部之下，而不是军队控制。 它开创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就是坐下来，谈到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