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意蕴.docVIP

郭齐勇：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意蕴 殷海光先生（1919—1969）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斗士，风骨嶙峋的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着道德热情和道德勇气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畏强权，不避横逆，为弘扬五四精神和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终因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过早谢世。 殷先生说他自己是“五四后期人物”[1]，没有机缘享受五四人物的声华，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困厄。他一生沿着五四启蒙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传统积弊与现实负面作无情的鞭笞和批判，晚年尤能以今是而昨非的精神，勇敢地否定自己，修正与检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片面理解，转而认同民族文化的优长与价值，批评西方现代化的弊病。他在临终前说：“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2]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3]可惜天不假年，赍志而殁。 本文拟讨论殷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变及其原因和意义，并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他转变前后的思想比较，讨论自由主义思想的资源缺失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沟通之可能。 一 转变的内因与外缘 殷海光由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非传统主义者”[4],由对“西洋文化的热爱远超过中国文化”转至“反而对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好感”[5],原因何在呢？以下我透过殷海光自己、徐复观先生及殷先生弟子林毓生、陈鼓应的解释脉络，进一步加以探索。 殷先生对张尚德的回答是:“人的思想是有阶段的，而且是会转变的。我之所以转而喜欢中国文化，有四个原因：（一）从思考反省中所得的了解：中国文化对于生命层域的透视，对于人生活动的安排，我渐渐地有较深的认识；（二）从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回味以前的乡居生活，这种生活给人带来清新、宁静、幽美、安然、自在——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人所应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产生中国文化的根源；（三）我受了Eisenstadt, Parsons等人影响；（四）最近受了张灏和徐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番思考。”[6]在这四个原因中，前两条对中国人生意境的回归是内因；后两条，在林毓生等人的介绍下受西方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帕森斯及受新儒家徐复观和学生张灏的影响为外缘。艾森斯塔德等人感到西洋文化已走向穷途末路，转向东方古典文化中寻求出路。殷先生认为，文化现代化是一项极艰苦的工作，必须将东西文化作一番比较研究，然后才能确定文化演化的意义，而这并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意思。 1967年7月殷海光到徐复观家住了四天，经常与徐谈文化问题，徐“发现他的态度已经有些转变；他对中国文化，保持了审慎地敬意；他认为他有关中国文化的一部著作（郭按，即《中国文化的展望》）犯了不少的错误；他认为逻辑实证论沾不到价值问题；而价值问题是非常重要的。”[7]徐问殷：你怎么有这种转变呢？殷说：“我是受了近年来文化人类学的影响。”[8]到1969年殷临终前，“在病榻上告诉陈君鼓应，又多补出了三个转变的原因：一、他对故乡生活的回忆。二、他的学生张灏。三、半个徐复观”。[9]徐复观认为，除了第一点最为深刻外，其它都是外缘。“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乃在忧患中形成，也只有忧患中才真能感受。他这几年正陷在深刻的忧患之中”。[10] 在殷海光转变的诸多原因中，徐复观正确地肯定了殷自己的生命体验，特别是晚年的坎坷遭际、忧患人生，才是与忧患中生成的中国文化精神相契合的主要原因。从以上的材料中，我们又发现了殷转变的认识论原因，即对科学主义、逻辑实证论、达尔文进化论的怀疑和疏离。在殷临终前一个月，即1969年8月，他对徐复观说，不能仅以科学来代表文化，科学不能解决人生价值问题，科学也不是人生幸福的指示器。他批评有些人极力在中国文化中附会些科学，“这实际是把科学的份量估计得过重，以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便没有价值。实则中国文化中即使没有科学，并无损于它的崇高价值。”[11] 在殷临终前八九天，即1969年9月7日或8日，他对徐说：“中国文化，不能凭藉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第一是不能凭藉达尔文的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把许多人导入歧途。第二是不能运用康德的超验观念。第三是不能通过黑格尔的体系哲学。第四不能通过马克思的思想。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累积，累积得这样深厚。”[12] 这里，我们格外重视第一条，因为包括殷先生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一般都是以单线进化论来衡量、评价中国文化的。此外，殷作为金岳霖的弟子，作为逻辑学家和逻辑实证论的信奉者，通常持守的原则即是知识与价值的二分。实际上，他的这种二分的主张与他的实际生活是相矛盾的。他的思想转变，就意味着对这种二分模式的疏离。 林毓生在解释殷海光的思想转变时，比较重视殷的内在紧张，即“敏锐的道德不安与纯理的知识渴求之间的‘紧张’”[13]。殷先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