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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失业调查 本文见《财经》杂志总第229期 出版日期：2009年01月19日? 2009年1月12日上午，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返乡农民工韩雷，在村口打了几圈麻将后准备起身回家。2000年初，韩雷退伍后前往广东东莞宝来电器厂打工，在这家有5000人规模的台资电器厂担任保安。2008年初宝来电器厂开始裁员，2008年5月，他失去了这份干了八年的工作，回到老家。韩雷说:“没有了持续的工资收入，可是消费却还要继续。”2008年7月，他再次南下广州和东莞等地寻找打工机会，均无功而返。 前言 　　虽然还没有官方数字，但只要在成都、重庆、郑州、广州等地的火车站待上几分钟，农民工失业潮就实实在在地扑面而来。今冬，农民工大举提前返乡。 　　与往年“候鸟式”往返不同，这次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如果在春节之后回流城市，并没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过去近30年来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所掀起的巨大潮汐运动，第一次只有潮落而未见下一波潮涨。 　　中国经济增长曾几乎无限地吸纳了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现在，随着经济增长突然急剧失速，城市中的立足之地，哪怕是在边缘地带，也对许许多多农民工暂时关闭了。 　　经济远未见底。农民工进城的大潮逆向回流也远未结束。对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开放经济体而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意味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已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早已超越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范畴，成为关系到中国全局和经济转型的大问题，方方面面对此高度关注。 　　可是，对于愈演愈烈的农民工失业问题，政府部门和学界更多地只是经验描述，而缺乏准确完整的判断。全国农民工失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农民工失业后，有多少人已经返乡？有多少人仍然滞留在城市？失业的农民工就业前景如何，困难何在？农民工失业对“三农”问题有何深层影响？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提出了哪些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2008年10月后，《财经》派出多路记者，分赴珠三角、长三角等农民工流入地，以及河南、河北、重庆、四川等农民工流出地调研采访，以期拼出一幅更接近全面和完整的全球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生存状态“全景图”。 　　与此同时，《财经》记者也访问了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及研究机构。结合基层的调研，我们初步形成如下判断： 　　其一，提前返乡的农民工逾1000万人。失业的农民工更远超此数。2009年上半年，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数字可能继续攀升。 　　其二，农民工大量失业，直接影响农民增收。目前，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也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主渠道。如果农民工大批失业持续半年以上，将严重危及农民收入增长，从而抑制农村消费。 　　其三，失业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已届中年。他们在家庭中是经济支柱，不但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义务，还肩负着下一代人的教育责任，负担最为沉重；而这一部分人，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又较差，应着重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扶助措施。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亦占有相当比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他们无论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其四，农民工大量返乡，会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多属于私下交易，缺乏成型的契约和合同，农民工返乡必将加剧农村固有的人地矛盾。 　　其五，农民工失业，将考验中国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由于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工“二次就业”成本大增，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最后，大量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失衡。如果二者协调发展，即使农民工失业，也不会造成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动；而农民工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也乘势将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眼下，由于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导致承载能力有限，因此户籍制度迟迟未敢对农民工开放，相应的福利制度形同虚设。农民工一旦失业，多数人只能选择返乡。 　　上述判断，并非惊人之论，但值得重视和深思。 　　中国高达2亿多的农民工，既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又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严重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中国的服务业严重滞后于制造业，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正是这些因素造成农民工就业和发展空间仄狭，此次农民工失业潮，亦是中国经济转型不彻底的必然结果。 　　反过来，这一庞大群体的命运，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欢，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2009年，是开放的中国“三十而立”后的第一年。与中国其他群体一样，农民工对新年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也难以遏抑重建幸福的渴望。本期《财经》以“农民工失业调查”为题刊发封面文章，期望能对改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