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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化视野对中国道路的整体认识 毛立言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研究员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长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谜”，这两个问题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紧密相联。 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世界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提出，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曾遥遥领先的中国古代科技，不知何故，没有能够向现代科技转化并促进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这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启动前出现的一个令人难解的历史之谜。 而当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为什么没有按照所谓标准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原理进行改革和发展的中国，却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惊人效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早已面临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这一历史性难题，在当下的新提问方式。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难度，不仅我们已经走过的一段艰难曲折之路足以证明，而且外国有识之士也深刻感觉到了，不是有人提出，谁能把中国经济问题说清楚，就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还有学者认为，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长期高速增长。 应该看到，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这个历史难题的思考和探究，与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和探究，虽然存在内在关联，但其意义与价值却有着很大区别。前一个问题是向后看，是要解释业已发生的历史，是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和古代科技发展为什么出现令人遗憾和费解的结局的追问；而对后一个问题解答，则将直接影响中国人的行动和实践，将决定我们怎样去创造未来，会创造什么样的新历史。很显然，能否探寻到一条能够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贡献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中国人民现实和未来的命运攸关、福祉紧密相连。矢志为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历史巨人——毛泽东曾经深富感情地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 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之中的问题。道路的起点就是客观的现实存在，道路的延伸也不能脱离客观现实的延展。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2] 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现实历史位置和发展阶段决定的，这就需要从现代化的视野，给与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位置，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现实前提和理论前提。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客观现实。“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位置的全面科学认识，并不是很容易的，这涉及到对社会经济形态系统结构中不同层次的发展状态及其关系的把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做过有益的探索，但没有完全搞清楚。直到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做出了新的判断：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也就是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可以看出，这种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化三者的综合考察中得出的，是依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三大系统——生产力、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系统思考来判断的。[4] 当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位置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被延迟的艰难的后发现代化过程。在人类六千年文明史上，中国曾经有四千年左右走在文明发展的前列。在人类农业文明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达到并长期保持了世界最高水平，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创造发明，长期居世界的前列，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世界各国学者普遍认为，直到16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仍居世界前列。[5] 18世纪与19世纪的之交，是中国历史坐标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由远远超出的两条曲线逐渐接近相交后，又向反方向迅速拉开距离的一个历史拐点。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总的历史过程来讲，这是一个“自生型”主动现代化路径终结和“回应型”被动现代化开始的分界点。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200多年间，中国从18世纪的世界一流强国下降为19世纪的世界二流国家，到20世纪初又跌落到世界三流国家的境地。这就是中国没有抓住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历史机遇而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