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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教育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通过发展教育和转型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王慧炯 古明明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张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与经济》2012年第02期 　　摘 要：针对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门槛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状况，本文指出缺乏与新兴产业和经济转型对应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储备是国家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滞后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是由传统资本要素拉动式增长转向人力要素拉动式增长，而这种转型需要加大政府对教育投入，同时由传统重视基础教育发展转向重视高等教育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针对“中等收入陷阱”中典型的社会问题，本文进一步指出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实现制度转型和社会转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教育转型，既得利益集团 　　一、引言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初期发展很快，但当经济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般是人均收入超过3000-4000美元，与中国当前所处阶段类似），由于严重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以及经济没有及时转型，从而在发展上陷入停滞和长期低迷状态，甚至出现严重社会动荡。世界银行（2007）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敲响警钟。 　　针对这一问题，很多国内学者仍然认为新兴国家并不必然经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阶段，“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1]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几乎是大多数新兴国家难以逾越的一个门槛，而不是少数国家的特例。事实上，“二战”后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门槛，其它大多数新兴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低迷，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必须警惕的一个发展阶段。[2] 战后，大多数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以及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均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跨进了中等收入门槛，菲律宾在上世纪60年代人均GDP在亚洲甚至仅次于日本，但是直至今天这些国家仍然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并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是大多数新兴国家难以逾越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少数国家的特例，必须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 　　部分官方舆论也认为我国与那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不太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3] 这种观点同样是十分幼稚。泰国、阿根廷等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同样是政治稳定、金融稳定，是世界的发展明星。大多数学者已经很难想象60年代经济学家讨论最多的一个国家是阿根廷，不是这个国家当时有多少问题，而是讨论这个国家快速增长的经济哪天可以超过美国，正如他们讨论今天的中国一样，阿根廷和泰国过去同样政治安定、金融稳定，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使拉美和泰国失去了30余年的发展，当然也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和金融稳定。 　　今天，“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与中国毫无关系的其它少数国家的特例。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我国早期高速增长的模式由于资源、环境、人口、技术进步等各方面压力难以继续，但是新兴产业没有发展起来，经济转型没有成功。中国当前的高速增长过于依赖资本、资源和人力要素投入，但是随着资本投入效率不断恶化以及资源和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一模式已经难以持续。蔡昉认为中国如果找不到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中国将迎来“刘易斯拐点”，而“拐点”后面就是“陷阱”。[4]中国并没有发展起经济转型所必须的新兴产业，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一直偏低，而且低于处于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兆已经显现出来。 　　因此，如何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再是离中国很远的事情，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典型标志：一是经济没有及时转型，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往往又是由第一个问题激化的。因为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均成为往事。从拉美、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失败的经验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比较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从要素拉动式增长向创新型增长以及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型，同时实行对应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减少社会的矛盾。 　　经验研究表明，很多国家发展中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与新兴产业对应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没有跟上造成的，而创新能力最终的载体实际上就是创新型的人力资本，这事实上需要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进步，最终教育系统能否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成为新兴产业和经济转型的关键。因此，研究教育产生的人力资本进步与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关系对于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点要求我们急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