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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美文化差异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 　近年来，不少中外会计学者致力于会计与文化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令会计学术界耳目一新。尤其是各国文化对本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对于协调不同国家会计准则或会计惯例之间的差异，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虽屡经变革，但其文化传统延续至今，经久不衰。作为在这一独特的、渊源流长的文化传统下孕育出的中国会计准则，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4）曾从四个方面建立了一个文化研究的框架，这四个方面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 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权距（Power Distance）、规避不确立性（Uncertainty Avoidance）、阳刚/阴柔（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葛雷（Gray， 1988）则在 Hofstede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四维的会计亚文化观（Accounting Subculture），这四维是：职业化/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 Versus Statutory Control）、统一性/灵活性（Uniformity Versus Flexibility）、稳健主义/乐观主义（Conservatism/Optimism）、保密/透明（Secrecy Versus Transparency）。据此，我们不妨用霍夫斯蒂德、葛雷的框架，通过比较中、美文化及其会计准则之间差异，进而探究我国文化传统对会计准则的影响。 　　1.崇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团结合作，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这与美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美国的财务会计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者（Individual Users）的需要，而中国首先是为了满足机构（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这一对我国会计目标的阐述当中，突出了我国会计信息应首先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具体体现。反顾美国，在其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提出“编制财务报告应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以及其他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的决策”，把投资者和信贷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为显要的地位，而国家或政府的需要则没有明确提及，应该说，这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好一脉相承。 　　2.大权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权距是指权威（或管理当局）的集权程度，在一个权距大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高，等级结构（Hierarchy）严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管理理论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个权距小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低，分权较为普遍，上、下级之间协商共事，管理理论的重心在雇员，而非管理者。我国长期以来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但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讲，我国显然属于典型的权距大的国家。由此可以想见，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较难集思广益，准则内容往往会流于笼统，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财务会计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呼应权力拥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这一点实际已被实践所证明。例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财政部会计司来制定的，会计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甚微。这样势必会暴露许多准则内容考虑不周的问题。例如，我国对长期工程合同仅分为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两类，而美国会计准则中，除了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还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两类，显然，我国实践中存在着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们没有被包括在《长期工程合同》准则中，应该说与我国权距过大不无关系。至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对于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更为笼统、简单，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难以驾驭、指导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可见“大权距”的文化特征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 　　再如，在我国，符合条件的借款费用发生时，即应予以资本化，而在美国，除了应满足“借款费用发生时”这一条件外，还应满足“资产支出正在发生”和“为使资产达到其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两个条件，借款费用才允许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