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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思斌：中国人际关系初级化与社会变迁 -------------------------------------------------------------------------------- 王思斌 2005年9月27日 15:21 《管理世界》1996年第3期 　　一、研究人际关系初级化对考察社会变迁的意义 　　（一）人际关系初级化的涵义 　　人际关系初级化是笔者在库利所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人们之间的关系向亲密化、情感化乃至亲属性变动的过程和现象。在库利那里，初级群体是指人际关系亲密的群体，并指出家庭、邻里、儿童游戏群体是其主要形式，其中又以家庭为最。在初级群体中，人际关系是友谊而非利用关系，初级关系是作为利他主义而存在的，在这种初级关系中人们寻得了安全与发展〔1〕。基于库利的界定，后来的社会学家一般认为初级关系是关系亲密的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与之相对应的次级关系则指非亲密的工作性关系，如同事关系等。在本文中，人际关系初级化是指原本属于次级的关系向初级关系变化的现象。这里不仅是指原来的次级关系在名份上变为初级关系，如通过结亲使一般关系变为亲戚关系，通过结拜而成生死之交；而且是指在名份不变的情况下，一般人际关系变得相当亲密的现象，即拟亲属化过程。比如一般工作关系因某些原因而变为朋党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特别是后者，情感因素加入进来，原来的事本主义也受到挑战，人际关系的性质向初级关系的方向变动，人际关系变得初级化了。人际关系初级化的机制和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典型的有联姻、结拜、认干亲、拉裙带关系、拉帮结派、呼朋引类等。 　　（二）本文的角度 　　本文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讨论中国大陆人际关系的变化同社会变迁的关系，具体说来即4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几年来中国大陆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同人际关系模式变化的关系。笔者认为，人们的行为模式受其享用文化的潜在指引，但是人们的具体行为又受他所处生存环境特征的强烈影响，即在文化模式的普遍影响下，人们依其对所处环境的理解而做出行为选择。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中国人的情境性格。我认为，40多年来，中国大陆人们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是社会体制的变迁，即社会组织方式、资源占有及分配方式的变迁。随着这些变迁的发生，人际关系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这样，人际关系模式的变化就折射了社会的变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用结构和制度因素解释人际关系的变化，并进一步同已有社会变迁的理论相比较，指出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殊性。在分析和论证方法上，本文尝试用称谓和称呼（外显的和潜在的）来反映人际关系的特征。这样，单位等非亲属群体内人们之间称谓和称呼的变化就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称谓和称呼可以反映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多数人而不是个别人在某一情境下（如在工作场合）称谓或称呼的变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制度的变迁。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本研究并非建立于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之上（这是一个缺憾），而是企图通过访问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来认识上述论题。 　　二、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际关系的变化 　　（一）改革以前人际关系的政治化 　　进入50年代以来，为了在一个破败的国民经济基础上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强国，中国大陆逐渐实行了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其经济政策是不但对工业实行国有化和全民所有制，而且对几千年来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在行政管理上，中国大陆实行单位体制，即将全国大大小小的部门、机构变成中央下属的部件和代理人，垄断全部资源同时承担全部责任〔2〕。在社会动员方面，则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将人们裹挟到革命和建设的潮流中来。1958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各种运动和活动都浸染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或反修防修，或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样，整个社会沿着高度集中的、政治化的轨道运行，并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一切事物都被置于政治的标准下进行衡量。 　　在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处于主宰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人际关系形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人际关系上，中国大陆不断消减封建主义、宗法主义的影响，否定家族主义，推行集体主义，并沿用了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建制和制度。在单位内部和一切非私人领域，普遍使用带有政治意味的称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同志”。当时，中央曾明确指出在党内要摈弃等级制，一律称“同志”，以营造平等民主的工作环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才能称“同志”，“同志”成为最珍贵的称呼。后来，“同志”也被广泛运用于基层单位，并随着被划定的革命队伍的大小而占据着其功能空间。但80年代以前，民主党派人士迟迟未能获得被称为“同志”的待遇。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成为首要问题的情况下，政治性的称呼甚至渗透到私人生活领域。可以说，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