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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何处去 林毅夫访谈 经济学教育现状与瓶颈 　　《２１世纪》：您对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的现状有何评价？ 　　林毅夫：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起来，国内经济学教育的面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学，尤其是当代经济学，已经从被批判的对象成为各大学经济系教学的主要内容。我记得１９８０年代我们学当代经济学的时候，老师在介绍完任何理论之后一定要加一段批判。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渡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容易解释清楚，当代经济学就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补充。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到了现在，当代经济学基本上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流，经济学科也成为大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学科之一。就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说，我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每年招收的经济学双学位学生大约占北大本科生的１９％，如果加上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的话，这个比例超过北大每年招收新生的１／３。 　　就教材而言，１９７０年代末到１９８０年代初，国内基本没有当代经济学的教材，上课时用的是一些老师自己整理的、不成体系的笔记。现在，美国大学里用的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而且，许多美国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一年左右就在国内出中文版，梁晶主持的《经济科学译丛》过去１０年来对此变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留美经济学会也做了不少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国内大学里经济学科的教材和美国大学里用的教材已经没有多大差距。 　　就教师方面来讲，１９５０年代以后直到１９８０年代末基本上没有从西方学成回来的教师，而１９５０年代之前归国的教授们到了１９８０年代大多已经垂垂老矣。因此，改革开放之初，教当代经济学的老师，不是教学说史的，就是靠自学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过来的，在师资力量上有一个断层。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风气之先，吸引一批留学生从国外回来，到现在大量经济学人才从国外成批引进，目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不是从国外回来人数最多的地方，像光华、清华、浙大、复旦、中大、南开等都有不少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教师，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在过去２０多年来变化程度之大、之深。 　　《２１世纪》：那么您认为经济学教育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制约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宗旨为何。到底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还是为了了解社会、影响社会而研究、学习经济学。 　　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于１７７６年发表《国富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来，一直是一门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小到影响个人的消费、投资、就业的选择，大到影响国家的政策为目的的致用科学，这从《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以得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以学院派的风格著称，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很少学而优则仕，但是，今年６月初，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做“汇丰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讲座”时，有人问他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是否只顾理论的完美而不顾理论是否有实用价值时，他回答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包括弗里德曼、舒尔茨、斯蒂格勒、卢卡斯等和他本人，都是以了解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后果，进而影响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为其研究目的的。 　　但是，任何当代经济学的理论观点都是根据一定理论模型的推论而来的，都是在表述一个决策者如何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做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现象。然而，经济学家由于个人的局限，不能保证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约束条件确实是现实社会中决策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即使要解决的问题相同，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决策者来说，也可能是不同的。更何况就是同一个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约束条件也会随之变化。所以，在我看来，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由于近水楼台的原因，当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这些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些美、欧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问题的研究，但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主要约束条件没有切身的体验而把握不准，提出的理论经常是隔靴搔痒。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到了１９７０年代经济发展都困难重重，难以为继。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转型时，根据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政策的国家也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我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学教育的主要瓶颈在于教科书上谈的都是以外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缺乏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