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国际研讨会论文：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综述》.doc

二十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综述 马 莲 (华东师范大学2003级博士生 上海 200062) 提 要：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研究材料的不断开掘、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不断更新等方面。但还有很多踏实的工作要做，如加强理论研究、专书研究、语料库建设等。 关键词：两汉；词汇；语料；方法 在汉语史的研究中，词汇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汉语词汇研究开展得最早，传统训诂学主要致力于词汇的训释，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可供后人再研究的资料，但是传统训诂学缺乏对词语历时演变的系统研究。 1947年，王力先生（2000）提出对“旧训诂学的清算”，认为“等到训诂学脱离了经学而归入了史的领域之后，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王力先生所说的“新训诂学”，实际上就相当于词汇史。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汉语词汇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词汇研究从内容到材料、方法等各方面都有重大进展。但是在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中，词汇的研究却比不上语音、语法的研究，两汉词汇研究亦不例外。笔者不揣浅陋，拟对20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作一回顾和展望①，以期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裨益。疏漏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 两汉词汇的分期归属 两汉指的是从西汉到东汉末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共四百多年的时间。“先秦、两汉这一段，是汉语形成和发展的源头”，“对汉语词汇有一个横断面的了解，先秦是什么样？两汉是什么样？有了时代断限的了解，才说得上承前启后的全面了解”（殷孟伦1981）。但是两汉在汉语史上所属的分期，语言学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王力、唐作藩、周祖谟、向熹、徐朝华等先生持上古说，潘允中先生持中古说，太田辰夫、赵振铎、王云路等先生持过渡说。 诸家意见之所以分歧，概括起来，主要原因有三②： 一是分期标准不一致。各人采用的标准不同，对同一标准把握程度的不同，各人对汉语事实的认识不同，都会影响到分期的结论。王力先生（1980：33-34）指出，“如果语言的发展是一种质变，就应该认为变换了一个历史时期”，他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综合考察，并“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王力先生提出的原则是好的，但贯彻得不够彻底，他概括的上古汉语的三个特点无一是词汇方面的。周祖谟、向熹、徐朝华三位先生都把两汉归入上古后期，但上古后期的范围有大有小，而且他们对当时词汇的关注点也不同。周祖谟先生（2001）注意到“从文字的材料来看，汉代的口语跟史传记载的书面语言已有不同。西汉的诏令和陆贾的《新语》以及《汉书?赵飞燕传》中一些直录的语句都表现出当时口语的某些特点。汉代的词汇比春秋战国时代更加丰富，因为通使西域和佛教传入了中国，又增加了一些外来的词语”。向熹先生（1993：41）强调“以单音词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复音词”。徐朝华先生（2003：13，199-203）则总结出“外来词在汉语词汇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方言词进入通语的情况增多”，“复音词的比例进一步加大”等特点。唐作藩、潘允中先生把两汉归入不同时期，但他们都注意到科学技术词汇和外来词的涌现。唐作藩先生（2001：317-322）主要从“行业语进入一般词汇和基本词汇”、“方言词进入共同语”、“外来词的吸引”等方面谈了两汉词汇的发展。潘允中先生（1989：6-8）也谈到“在这期间，书面语言中还涌现了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新词”，“汉语中的外来成分大批出现，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又一特点。”同样持过渡说，且都重视词汇的口语化，太田辰夫（1991：2）和赵振铎先生（1994）都把东汉作为过渡期③，而王云路先生（2003）则把西汉作为过渡期。 二是两汉词汇研究不够深入，专书研究、定量研究做得还很不够。虽然我们一般认为词汇研究是重两头轻中间，但实际上，即使是先秦两汉“这一千多年时间里，词汇方面的变迁，无论是旧词、旧义的消亡，新词的产生以及词义的变化，都还研究得很不够”（赵振铎1994），“东汉的语言和先秦、西汉究竟有什么不同，也还有待于具体的分析和论证”（蒋绍愚2002）。两汉时期的研究语料相当丰富，但是词汇研究者往往只关注少数几种著名典籍，而对其他一些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研究不够。汉语词汇研究离不开定量研究，“如果不作定量分析，就很难把握住汉语诸要素在各历史时期的性质及其数量界限。我们的断代描写和历时研究也必然只能陷在朦胧模糊的印象之中。从随意引证到定量分析是古汉语研究为走向科学化而迈出的重要一步”（郭锡良1986）。定量研究要求尽可能地进行穷尽式的研究，正如鲁国尧先生（2003a）所言，“穷尽式自然比例举式高明”，“穷尽式的研究法得出的结论、观点，颠扑难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长期地存在”。但以上各家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式的定性研究层面，没有很好地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各家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