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实务之研讨二.docVIP

“国家”赔偿实务之研讨　　(1)早期见解 　　“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0四号判例谓：“‘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所谓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系指公务员对于被害人有应执行之职务而怠于执行者而言。换言之，被害人对于公务员为特定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致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始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负损害赔偿责任。若公务员对于职务之执行，虽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利益，人民对于公务员仍不得请求为该职务之行为者，纵公务员怠于执行该职务，人民尚无公法上请求权可资行使，以资保护其利益，自不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 　　(2)最新见解 　　“司法院”1998.11.20.大法官释字第四六九号解释：“法律规定之内容非仅属授予国家机关推行公共事务之权限，而其目的系为保护人民生命、身体及财产等法益，且法律对主管机关应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之事项规定明确，该管机关公务员依此规定对可得特定之人所负作为义务已无不作为之裁量余地，犹因故意或过失怠于执行职务，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被害人得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 　　其解释理由书：“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人民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系对“国家”损害赔偿义务所作原则性之揭示，立法机关应本此意旨对国家责任制定适当之法律，且在法律规范之前提下，行政机关并得因职能扩大，为因应伴随高度工业化或过度开发而产生对环境或卫生等之危害，以及科技设施所引发之危险，而采取危险防止或危险管理之措施，以增进国民生活之安全保障。倘“国家”责任成立之要件，从法律规定中已堪认定，则适用法律时不应限缩解释，以免人民依法应享有之权利无从实现。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亦同”，凡公务员职务上之行为符合：行使公权力、有故意或过失、行为违法、特定人自由或权利所受损害与违法行为间具相当因果关系之要件，而非纯属天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力所致者，被害人即得分就积极作为或消极不作为，依上开法条前段或后段请求‘国家赔偿’，该条规定之意旨甚为明显，并不以被害人对于公务员怠于执行之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为必要。惟法律之种类繁多，其规范之目的亦各有不同，有仅属赋予主管机关推行公共事务之权限者，亦有赋予主管机关作为或不作为之裁量权限者，对于上述各类法律之规定，该管机关之公务员纵有怠于执行职务之行为，或尚难认为人民之权利因而遭受直接之损害，或性质上仍属适当与否之行政裁量问题，既未达违法之程度，亦无在个别事件中因各种情况之考量，例如：斟酌人民权益所受侵害之危险迫切程度、公务员对于损害之发生是否可得预见、侵害之防止是否须仰赖公权力之行使始可达成目的而非个人之努力可能避免等因素，已致无可裁量之情事者，自无成立‘国家赔偿’之余地。倘法律规范之目的系为保障人民生命、身体及财产等法益，且对主管机关应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之事项规定明确，该管机关公务员依此规定对可得特定之人负有作为义务已无不作为之裁量空间，犹因故意或过失怠于执行职务或拒不为职务上应为之行为，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被害人自得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至前开法律规范保障目的之探求，应就具体个案而定，如法律明确规定特定人得享有权利，或对符合法定条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体或‘国家机关’为一定作为之请求权者，其规范目的在于保障个人权益，固无疑义;如法律虽系为公共利益或一般国民福祉而设之规定，但就法律之整体结构、适用对象、所欲产生之规范效果及社会发展因素等综合判断，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时，则个人主张其权益因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而受损害者，即应许其依法请求救济。依上述意旨应负赔偿义务之机关，对故意或重大过失之公务员，自得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项行使求偿权，如就损害赔偿有应负责任之人时，赔偿义务机关对之亦有求偿权，乃属当然。“ 　　换言之，公务员之作为义务除为增进公共利益外，兼有保护第三人之权益为目的者，尚须视有无赋予公务员就作为或不作为，为裁量之权限，以定国家之损害赔偿责任。关于裁量权之行使问题，除法律对主管机关应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之事项，定有明确规定外，并应斟酌人民自由或权利，因行政不作为所受侵害之危险程度、因行政作为得防止侵害权益之可能性、公务员对于损害之发生是否可得预见、侵害之防止是否须仰赖公权力之行使始可达成目的等因素，于公务员就作为或不作为已无裁量余地时，因其故意或过失而不作为，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致生损害，则“国家”即应依上开规定负赔偿责任 .在1995年发生卫尔康餐厅失火导致消费者伤亡之“国家”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