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契约、习惯和国家法(上).docVIP

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与国家法（上） 一、导论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农村广泛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改革废除了延续二十多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经济体制，***对公社制的描述，参见张乐天，1998.**而把农民家庭重新确立为基本生产单元。但是，“队”并没有在体制和观念上消失，它拥有法律规定的土地所有权，***1986年颁布，1998年8月29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经济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这里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可以看作是公社时期“大队”和“小队”的延续。**并仍然是土地再分配的基本单位，***《土地管理法》第14条：“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虽然一般情况下它已经不再有动员“社员”劳动力的权力。　　在中国农业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和劳动力仍然是最重要的两项生产要素。承包制采取了按家庭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有的还考虑到人口的年龄和性别状况，而对按人头分配加上了劳力的权重，成为按人、劳比例或纯按劳力分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地制度课题组”对全国253个村庄的抽样调查，69.4%的村庄按人口分田，25%的村庄按某种人劳比例分田，4.37%的村按劳力分田，1.29%的村实行专业队或专业组承包（何道峰，1993）。***据1987年农民改革意向问卷调查数据，按人口承包土地的占71.5%，按劳动力承包土地的占5.2%，按人、劳比例承包的占21.5%，投标承包和其它占1.8%.另外，有80%左右的农民认为，增加人口或劳力要求增加承包地、减少人口或劳力别人要求减少他的承包地，都属“应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1992：328-329）。**这说明，土地的初次分配是根据家内人口规模进行的，结果使各家的人地比例或劳地比例趋向平均。　　但是，家内人口是动态人口，随时处于变动之中。影响现阶段中国农业人口变动的因素有出生、死亡、娶进、嫁出、户口农转非以及转营非农产业等等。人口变动了引起各家人地比例的变动，人多地少的家庭，劳动的边际产出减小而土地的边际产出增大，人少地多的家庭则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大而土地的边际产出减小，从而产生潜在的交易或再分配的动力。　　但是，与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相反，土地使用权在家庭之间的交易并未成为主流，***“使用权的市场，前几年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发育起来。课题中提供的数字，转包的土地只有1%多一点”（国务院中国农地制度课题组1993：2）。土地转让的村级制度与规则，见何道峰1993；湖南省怀化地区山地使用权转让的个案研究，见刘守英，1993；贵州湄潭土地试验区的个案研究，见周其仁，1994b；早期的观察，见周其仁，1994a.**大多数村庄采取了“调整土地”即再分配的办法。何道峰的研究表明，自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有65.2%的村庄对承包地进行过调整，调整土地的村庄，70-80%的首位原因是人口变化，15%左右的村虽然当初没有规定随人口变动调整土地，但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村委会也不得不采取调整措施。迄今土地调整已不止一次，而多达三次以上。（何道峰，1993）　　??中国目前的这种“村级土地制度”，即土地资源的流转按再分配（政治）方式而不按交易（经济）方式，的确是历史上的新景象。***关于江苏常熟市、北京顺义县和陕西武功县调整承包田的情况，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土地课题组，1992：74-77，86-89，102-106.“调地”的过程，参见周飞舟，1996.**在政策上，有人主张国家和村庄不再拥有土地的再分配权，而让土地在农户之间自由流转（杨小凯等，1994），***杨小凯等，1994的经济计量研究认为：“如果中国政府1987年使土地自由买卖合法化，则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会在1988年至少增加30%.”**有人主张保留目前的制度（罗小鹏，1994），或鉴于彻底私有化的巨大困难，主张先完成包产制的合法化（周其仁，1994c）。　　本研究并不必然支持这个或那个政策建议。本文试图证明：在土改之前，中国农村也是家庭经营占主流，但和现在不一样的是，土地交易，而不是土地再分配是应付家庭人口变动带来的土地和劳力边际产出在村庄范围内不均衡的主要手段；而这种交易的完成则需要一系列的支持性制度。本文试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