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佃农生困苦原因思考.docVIP

近代中国佃农生计困苦原因思考 作者：刘克祥 中国封建租佃制度在二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萌发、兴盛和蜕变、衰朽的全过程。与此相联系，佃农家庭经济也有一个产生、成长和衰萎的历史过程。近代时期、特别是20世纪初，佃农极度贫困化和贫农雇农化，完全无力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最低限度的生活，封建租佃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的路又被堵死，彻底废除封建租佃和整个封建制度，恢复历史发展的活力是唯一的选择。　　近代以来佃农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在不同历史时期，佃农的身份、地位和经济状况多有变化和反复。佃农家庭经济的产生、成长和贫困化，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的“佃客”地位低下，被附载于主人户籍，没有独立的身份和家庭经济，是一种世袭的私属性分成制佃农，其性质近乎家丁。封建社会中后期，随着封建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开始具有独立的户籍、身份和家庭经济，不过对地主土地并无使用权或支配权。直至明清之际，时人仍然认为，“佃户出力代耕，如佣雇取值”，①佃农地位接近于长工。　　明中叶后期、特别是进入清代，城乡商品经济加速发展，明、清两朝政权先后推行赋役改革。万历初年制定“一条鞭”法，康熙末期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施“摊丁入地”。封建地租形态加速变化，由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实物分成租向定额租、实物定额租或分成租向货币地租演进，押租制和永佃制也开始在一些地区流行。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原有的超经济强制部分为经济强制所取代，提高了佃农的人身自由和生产独立性、积极性，有利于佃农个体经济的成长。早期押租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地主的征租权，但也有稳定佃农耕作的一面。在永佃制下，租额固定，地主只能照额收租，不能增租换佃或收回自种，佃农除了耕牛、农具，还有土地使用权(俗称“田面权”)，由以前“出力代耕取值”的佣工式佃农上升为“佃主”、“面主”，与“底主”(地主)分庭抗礼，地位明显提高。同时，清政府推行垦荒政策，农业生产有较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乾隆时期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0亩，人均粮食产量上千斤。佃农经营规模较大，生活相对充裕，佃农经济的发展呈上升态势，有学者将其概括或冠名为“佃农中农化”。②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帝国沦为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不断升级，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台湾、东北三省及热河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帝国主义日益扩张的经济掠夺和渗透，严重破坏农民家庭手工业，将农民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外国资本势力成为插入农民躯体的巨型吸血管;国内战争不断，兵祸连绵，农民不仅失去了农业生产所需的和平环境，而且人员、劳力、牲畜、房屋、器具损失不菲，税捐、兵差空前沉重。同时，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下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3亩，南方地区不足2亩;1931~1937年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622市斤，扣除种子、饲料、工业用粮，人均口粮仅353市斤，每天不足1市斤。③耕地、口粮如此紧缺，家无寸地的广大佃农生计自然更加严酷。　　封建租佃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押租恶性膨胀，功能蜕变，不仅地主将增押换佃作为加强地租压榨的捷径，城乡富户和高利贷者还合伙集资，高息贷与佃农缴押以谋利，押租由原来的地租保证蜕变为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盘剥。佃农负担的押租越高，租佃期限反而越短，土地耕作越不稳定。20世纪40年代，法币急速贬值，进一步刺激地主退押换佃，佃农所交押金大幅缩水，甚至变成废纸。四川一些地区，佃农原交银元、法币等押租，折合多石稻谷，退押时只能买几斤盐巴甚至一个烧馍、一根油条。④没有押租的租田，同样地租加重，期限缩短，不少地区的租佃期限已短至二三年或一年、一季，而且是先纳租后种地，谓之预租或“上打租”。国民党政府虽然明文禁止押租、预租，但从未实行。永佃制也加速瓦解。因佃权可以典卖，意味着永佃农随时可能丧失佃权。故永佃制从形成之日起，即伴随着瓦解或分解。近代特别是20世纪初叶，地权兼并加剧，永佃权越来越成为地主富户的兼并对象，永佃农因欠租或经济恶化等原因而失去佃权的情况日益普遍。同时，永佃权失去了地方官府和习惯法的保护，国民党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永佃权，规定佃农欠租2年或地主自种，均可撤佃，并禁止永佃农将土地转租。⑤于是地主以各种借口侵夺佃权，永佃制加速没落。永佃权一旦同佃农分离，不论地主收回，还是他人购买;土地不论原佃继续耕作，还是他人承租，耕者都必须同时缴纳田底、田面双重地租，剥削成倍加重，愈加残酷。　　封建地主的变化同样明显。洋货倾销，西风东渐，商业和城市发展，地主生活日益奢靡，家庭开支大增。光绪初年即有报道说，地主“用度之奢侈，百倍前人”。⑥20世纪后更是变本加厉。加上农村治安恶化，地